中国古代市民文学志怪小说

易珑玲
易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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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市民文学志怪小说

㈠ 中国古代哪个文学作品 里面悬疑故事最多

中国悬疑小说的前身是古代志怪小说、公案小说两大类型。
志怪小说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一种,主要记载神鬼怪异之事。志怪小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先秦的《汲家琐语》和《山海经》就已经初步具有了志怪小说的雏形。汉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一批假托名人的作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志怪小说成熟的历史时期,这与当时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有关。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著述颇丰,现存下来的有三十多种,其中托名魏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都是比较重要的作品。尤以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志怪小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唐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志怪转为反映社会人生,是唐传奇的重要发展,增强了小说的社会现实意义。
到了清代,文言小说渐趋没落,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不仅学士文人交口赞誉,连文化水平不高的劳苦大众也津津乐道。《聊斋志异》是一部“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传世之作,该书文笔简练,描写细腻,故事选材非常广泛,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反映了17世纪的中国社会面貌,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即使放在世界文学的行列,与契诃夫、博尔赫斯等西方文豪论艺术成就之高低,蒲松龄亦不遑多让。
同时期的优秀作品还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这些作品多托狐鬼以抒己见,发人深省。
公案小说是指以官员审案、断案为主要内容的类型小说。公案小说的渊源甚早,从先秦两汉文献史书中,可以能看到公案小说的雏形。到了唐代,公案之作纷纷涌现,较前有了很大发展,是公案小说形成的重要酝酿期。公案小说发展成熟,并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是在宋元时期,于明末盛行。
公案小说叙写的多为民间纠纷或爱恨情仇、谋财害命,从中可见古代社会之百态。从破案方式的角度,公案小说虽是清官审案、断案,但重点不在于罪犯的寻找,而在于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关注点落在司法的合理公正身上,这与相似题材的西方侦探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略)供参考。

㈡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线索为什么是:志怪小说, 传奇, 话本, 章回体小说请帮忙详细解答一下

这主要是由政治、经济、思想所影响的。
从政治上讲,从秦王朝建立,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不断地加强,君权权不断扩大集中。君主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不断加强,小说的发展是在高压下的适应,也表达了人民的不满
从经济上讲,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直至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的出现并扩大。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文学的形态也开始慢慢变化,比如红楼梦是对封建的反抗也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文学代表。
从思想上讲,从古而来君主采取的都是思想专制,秦始皇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上都是思想专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自汉武之后不断加强,在宋朝发展成为程朱理学,儒学的思想专制更加极端。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流行,科举考试也变为八股文。通俗来讲,人的想象能力在当时已经少了很多,像志怪这类天马行空的小说不多见。这又不得不归功于孔子的一句:“子不语怪力乱神”。

㈢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 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 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 (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㈣ 志怪小说是怎么在古代六朝发展起来的

六朝是指魏晋南北朝6个朝代,是我国古代小说迎来的第一个高峰阶段。两汉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些初具规模的志怪小说,仅仅是具备了小说的某些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属于文言文小说,也可以统称为笔记体小说,其特点是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逸事或其只言片语。

魏晋南北朝小说虽然还不具有成熟形态,但在故事情节叙述、人物性格塑造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数量也已相当可观。志怪小说得到迅速发展

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以及地理博物传说孕育了志怪小说的萌芽,到魏晋南北朝时,志怪小说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创作志怪小说的作者众多,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官吏诗人,以及佛道教徒,处于各种不同的目的,纷纷编写志怪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不仅数量极其庞大,而且内容相当复杂,表现出较高的质量层次,其作品想象丰富,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丰满,语言优美。

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继承了先秦时期上古神话传说等传统,又借助了两汉志怪小说初兴的态势,另一方面,又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有利环境的培育,因此,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在先秦时期,我国就盛行卜算和方术,当时人们的很多事情做与不做以及怎样做,都要取决于卜算和方术,这两种活动似乎已经左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秦汉以来,当权者极力倡导求仙得道的思想,一时间,人们对得道飞仙充满向往,趋之若鹜。到东汉后,这种信仰情况更加复杂。

一方面,佛教从外传入,并逐渐立足,取得人们的信任。

另一方面,我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兴起繁盛起来,人们信奉鬼神的信念由此更加坚定。这就为志怪小说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进入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动荡,人们要为自己编织一个理想的天国,以寻求精神的安慰和心灵的解脱。此时,志怪小说无疑是适应了这种心理需求,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谈风盛行,所谈内容由品评人物、清谈玄理扩展到讲故事。这为各种传说、故事的编造、搜集、汇编、流传等提供了良好条件,对志怪小说的创作更是意义重大。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传说、史传等众多文学的繁荣,也为志怪小说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活跃进步的氛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题材广泛,内容驳杂,大概可分为3类,一类是神仙鬼怪类。这类小说多鬼神异事,又以鬼的故事为多。

第二类是地理博物类。这类志怪小说直接继承了先秦时期地理博物类著作中带有志怪的传统,又在两汉一些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这类小说多记述山川地理,远方异物,多琐碎简短,穿插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自成一派,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三类是宣扬宗教类。这类志怪小说一是佛教徒宣扬生死轮回,善恶报应,佛法无边;二是道教徒宣扬长生不老、修炼成仙。它们都新颖动人,想象丰富,构思奇特。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有些反映了人们见义勇为和英勇反抗的精神。《搜神记》是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的故事小说集,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400多篇,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作者是东晋史学家干宝。其中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大成。

李寄斩蛇出自《搜神记》,写有以前东越国有一条大蛇,为祸一方,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听信巫祝神蛇之说,每年送一女孩喂蛇。

将乐县有一百姓名叫的李诞,家里有六个女儿,没有儿子。他的小女儿名寄,要应征前往。父母慈爱,终究不让她去。李寄自己偷偷地走了,最后李寄访求好剑和会咬蛇的狗,将蛇杀死了。

李寄斩蛇的胜利,不仅是消灭了蛇妖,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她敢于斗争的胆略和善于斗争的智慧。

有些志怪小说热情歌颂了纯真美好的爱情。《紫玉韩重》写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爱,因父亲反对,气结而死。她的鬼魂与韩重同居3日,完成了夫妇之礼。故事的情调悲凉凄婉,紫玉的形象写得很美。在我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来得热情、勇敢、执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还有些志怪小说表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求和向往。《韶舞》写荥阳人何某一次在田间行走,看见一个人跳舞而来,舞姿轻逸翩翩。舞者告诉何某,刚才自己跳的是舜时韶舞,说完又边舞边走。

何某被他的优美舞姿吸引,跟着他走入一个山穴,发现了一个很宽阔的地方,这个地方有数十顷良田。何某留下来垦田生活,后来把家人也接来了,从此他们一家人快乐地在这里生活着。

总体来看,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还不属于有意识的文学创作,叙事多,描写少,不精心刻画人物形象,一些故事虽以离奇取胜,但情节又往往很简单,但是一些优秀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些志怪小说加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开始注意避免平铺直叙,追求情节波澜曲折,代表作品有《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左慈》等。其中,《干将莫邪》的开头、发展和结尾三部分,完整圆合,很自然地推进了故事的情节。

一些描写妖魅神怪的小说在离奇曲折情节的基础上,还常常赋予被描述对象以人性和可感的音容笑貌,用写人的手法来写鬼神妖魅,富于人情味和生活情趣,令人兴味盎然,给人以丰富深刻的感受。

魏晋时期一些志怪小说已初步注意了对场面、人物动作、人物语言进行细节性的描写渲染,以衬托人物性格。《搜神记》的《干将莫邪》和《韩凭夫妇》中,也都有关于人物语言和行动的细节描写,这对塑造人物形象帮助极大。

㈤ 谁能告诉我中国古代轶事小说与志怪小说的异同急~~~

轶事小说就是传说~~有事实根据~~志怪小说~~就是古代人们想像的东西~~

㈥ 志怪小说代表作

1、战国:
《归藏》、《黄帝说》(40篇)、《汲冢琐语》、《穆天子传》、《山海经》。

2、两汉:
《汉武洞冥记》(郭宪著,四卷六十则)、《汉武故事》(班固著,存一卷)、《汉武内传》(班固著,存一卷)、《括地志》、《列仙传》。

3、六朝:
《博物志》(张华著,400卷)、《集灵记》(颜之推著)、《旌异记》(侯白著)、《列异传》(魏文帝著,3卷)、《灵鬼志》(荀氏著)。

4、唐代:
《博异志》、《补江总白猿传》(1卷)、《传奇》(裴铏著)、《独异志》、《古镜记》(王度著)、《河东记》。

5、宋代:
《太平广记》(344种,含鬼40卷)、《稽神录》(徐铉著,6卷150事)、《江淮异人录》(吴淑著,3卷)、《乘异记》(张君房著)。

6、明代:
《汴京勼异记》、《封神传》(许仲琳著,100回)、《后西游记》(6卷40回)、《剪灯新语》。

7、清代:
《池上草堂笔记》(梁恭辰著,24卷)、《遁窟谰言》(王韬著,12卷)、《耳食录》(乐均著,12卷,《二录》8卷)、《耳邮》(俞樾著,4卷)、《后聊斋志》(王韬著)。

(6)中国古代市民文学志怪小说扩展阅读

志怪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形式之一,以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为主体内容,产生和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与当时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以及佛教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很多志怪小说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

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托名东方朔《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旧题曹丕的《列异传》、葛洪的《神仙传》、托名陶潜的《后搜神记》等。

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也有另外一种分类类型:专记四方山川,动植异物,异人为主的地理博物体志怪。

㈦ 中国第一部志怪小说书名是什么

第一部神话小说是《搜神记》

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集。东晋干宝(?~336)编撰。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东晋初史学家。曾以著作郎领国史,著《晋纪》,已佚。《晋书·干宝传》说他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搜神记》原本已散失。今本系后人缀辑增益而成。20卷。共有大小故事454个。所记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一部分属于民间传说。其中《干将莫邪》、《李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董永》等,暴露统治阶级的残酷,歌颂反抗者的斗争,常为后人称引。故事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设想奇幻,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后有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10卷和宋代章炳文的《搜神秘览》上下卷,都是《搜神记》的仿制品。《搜神记》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唐代传奇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神话戏《天仙配》及后世的许多小说、戏曲,都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

《搜神记》

神农驾崩,天地大乱。 三皇五帝,逐鹿中原。阴谋迭出,战争频仍。少年英雄拓拔野横空出世,演绎一个充满传奇与魔幻的大荒时代。 拓拔野鬼使神差,得神帝秘籍,负神帝之命平天下大乱以情惑大荒第一妖女,得无锋,斩天下妖魅,结大荒游侠,恣意洒脱,旋奔大荒天地,任尔驰骋。

《搜神记》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幻想作品的优秀特质,更博采众长,将神话、魔幻、武侠、言情、地理、人文、上古历史糅于一体,以史诗般的笔触再现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洪荒时代,重构瑰丽雄奇的中华神话。其思想之浩瀚、行文之奇诡、言辞之有趣、情节之跌宕,已使其从纯粹的娱乐式的赏析中跳脱出来,令人不得不叹服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作品本身亦成为奇幻文学史上不得不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笔。这其中,读者可以看到武侠和玄幻前辈的身影,而少年人的无羁想像和豪放心灵,更加使其青出于蓝,从而奠定了作者新生代两大奇幻天王之一的至尊地位,成为东方新神话主义奇幻的开山之人。 《搜神记》的故事发生在炎帝、黄帝所在的洪荒时代。那正是群雄逐鹿中原之际,神农氏、黄帝、蚩尤、西王母、夸父、刑天、火神祝融、赤松子……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尽数登场,不仅有英雄游侠、妖女灵兽、魔法异术,作品对亲情、友情、爱情及恢宏的战斗场面的描述亦丝毫不逊于古今之大家。

㈧ 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汉魏六朝小说乘前启后,对后世小说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为唐代的传奇小说的写作积累了经验。

㈨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

中国小说的发展史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 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 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 (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㈩ 中国神话小说的蕴含

中国小说的发展史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小说一向受到封建正经统文人的鄙视。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訾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 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 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 (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综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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