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小说的现代性

㈠ 求一篇有关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论文急急 20分

沈从文 现代性 对抗 共谋
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
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
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
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
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
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
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
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
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
“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
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
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
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
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
四、结语
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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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废名的作品思想

废名禅学思想由“观心看净”到“无相无念无住”的转变，导致其创作由空灵静寂转向自由洒脱，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
《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是第一阶段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小说从整体上看是远离现实人生和当代社会问题的，即使有，却也何其微弱，尤其是越到后来，我们几乎找不到半点当时甚为时尚的作家主观的对于现实人生的哀愁或者抗议。《菱荡》所描绘的完全是一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小说《桥》更是废名精心营造的通向宁静禅境的美丽桥梁。作品中的史家庄，处处是“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式的平和宁静，人们男耕女织、知足常乐，人性淳美，古风习习。小林、琴子、细竹无论是儿时还是长大后均天真、纯朴，他们和睦相处，一反一般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三角恋爱的生活模式，丝毫没有情人与情敌之间的种种猜测、怀疑与色心斗角。废名只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静美的中国画，却并不引导人们去着力思考社会现实问题。
静寂意境的营造是这个时期小说的另一个美学特征。《菱荡》中的陶家村一年四季总是那样的宁静，它深藏在茂密的树林之中，一道河水，一个水洲使它远离县城的喧嚣与热闹，偶尔听得见深林中斧头砍树的声响，水的唧唧声以及聋子、张大嫂们那些似断非断的三两声打趣，给人一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感觉，一切最终还是消融在无垠的静谧之中。废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老人、孩子及天真少女，即使是青壮年却也是半聋半哑，如《菱荡》中的陈聋子，《桥》中的三哑等，他们的单纯、质朴、少受尘世污染，更具自然本性，他们没有如簧的巧舌去制造那些令人作呕的噪音，他们精神丰富而形式却简单宁静。陈聋子便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因为耳聋，他的世界永远是宁静的，尘世的噪音唯他能充耳不闻，也不见他轻易说话，唯其如此，他才能真正地守自己的本真心，才能自由地去体认世界万物的真如本相。在静中弥漫着一股孤独、清冷的氛围，透露出一种孤寂之感，是废名意境的重要特点。在废名作品中，他大量使用坟、送路灯、落日、箫、孤雁、庙檐上的风铃、碑、树荫等意象符号，以造成一种神秘、清幽、孤独的气氛。《桥·习字》写小林看雁阵，也引发出一种孤独之感：“远远两排雁飞来，写着很大的‘一人’在天上，深秋的天气，没有太阳，也没有浓重的云，淡淡的两手抚着母亲的发，尽尽的望。”仿佛那天底下便只有这“一人”了。小林一开始认字便是这“一人”二字，在废名也许是颇有深意的。
废名这一时期的创作消解现实意义，隐逸了情感倾向，突出的是静寂的诗的意境，而构成这静寂意境“境眼”的便是作品中所表达的对于自然、人生的直觉与顿悟。废名小说可以说是直觉的大串联，《菱荡》中这样写菱荡的水：“如果是熟客，绕到进口的地方进去玩，一眼要上下闪，天与水。停了脚，水里唧唧响，——水仿佛是这一个一个的声音填的！”在废名小说里，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通感与联觉的运用，如“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由视觉而听觉，二者融为一体，这种通感，联沉正是直觉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
废名的语言是跳跃式的，简洁而空灵，因其空灵，如果没有充分的联想、想象，句与句，段与段之间就会产生一种“隔”的感觉，令读者如坠云里雾里。比如写花红山，“没有风，花似动，——花山是火山！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如果说前一个比喻“花山是火山”还不是很出格的话，后一个比喻却如同飞来巨石，一不留意便会砸得晕头转向。废名这样的一种语言的独特性与他强调主体的感觉、顿悟直接相关。要传达出独特的感觉必须需要独特的语言。因此，在废名那里，独特的语言与独特的感觉是那么浑然地融为一体。
第二阶段的主要作品是小说《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两个未完成的长篇以及部分诗作与散文。现实性加强是此一时期创作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前期他尽量回避、淡化甚至消解作品中的现实功利意义，尽量为自己营造一个宁静的“梦”境，但之后我们从废名作品中又重新可以看到社会与时代的影子，又重新可以感到社会现实所赋予作者的喜怒哀乐，正如莫须有先生所说：“世上没有一个东西不干我事，静极却嫌流水闹，闲多翻笑白云忙。”《莫须有先生传》尽管在创作时间上与《桥》相去不远，但即使是在写《桥》的时候，废名的思想也已开始显得“凌乱”，一方面，他留恋于“拂尘即净”的“梦”，那便是《桥》，另一面却又显示着对现实实有世界的莫大兴趣，预示着其思想上将朝着新的一路发展，《莫须有先生传》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莫》是一部在风格上 与《桥》截然不同的作品。废名曾称他的《莫须有先生传》是学习莎士比亚和《堂·吉诃德》的结果，他在与鹤西的一封通信中说：“我是想到了莎士比亚与西万提斯他们两位。他们似乎不象Flaubert那样专心致志做文章了，只是要碗饭吃。他们真是‘顶会作文章的人’！他们的文字并不是做得不多不少，你不可以增减一字，他好象就并不在乎，而我们在这里看得见一个‘完全’的人了。顶会作文章的人大概就是一个生活的能手，乘风破浪，含辛茹苦，随处可以实验他的生存的本领，他大概是一个‘游民’，逐水草而居了。……屠格涅夫说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是代表一个理想派，……我的意思则适得其反，他是——他是一个‘经验派’，耍了一个猴戏给我们看。”在废名看来，顶会作文章的人是不避现实生活的，亦非不食人间烟火，他应该是“逐水草而居”，应该是“经验派”。《莫》是以作者西山卜居这一段现实生活为蓝本的自传体作品，是现实的，卞之琳评价说“是写他自己的‘狂人日记’，他对当时的所谓‘世道人心’笑骂由之，嘲人嘲己……自有他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注：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废名的“逐水草而居”很使我们想起禅师们的“饥来则食，困来即眼”的生活态度。
对真实性的自觉追求是这一时期废名创作的另一重要特征。此一时期，作为整体性的“菱荡”、“桥”式的仙一般的意境在已荡然无存。他的创作是真实的、随意的。《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除了“莫须有”的名字以外，其他都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记录，是自传式的小说。如果说废名前期的小说多写自然之景并在其中流露出作者的体验、感觉与直观顿悟的话，那么，此一时期作者更多的注重叙事，并在这些自传式的事件中渗透自己的理性思考，因而也就显得更加真实。
废名这一时期对于散文的钟情亦可见他在创作上的倾向实有自然之境。因为照他的理解，散文是写实的，非想象非虚构的，他说，“我现在只喜欢事实，不喜欢想象。如果要我写文章，我只能写散文，决不会再写小说”（注：《冯文炳选集·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后来他曾把他的先期的一些小说如《浣衣母》、《河上柳》等还原为散文，其目的便在于欲摆脱前期小说的虚影而使其所叙人事更原始、更真实、更具生命本相。
此一时期，语言的无所顾忌与先期简洁、晦涩形成鲜明对照。废名表现出来一种强烈的表现欲，他不再苦行僧式地收敛自己的情思了。其情感思辨常常毫无顾忌，毫无遮拦地倾泄出来。如果说在前期作者的情思只偶尔有些零星式的点缀的话，在《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则是大段大段地抒发了。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散文创作，理由之一正是出于一种欲更好更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考虑。他把《浣衣母》《河上柳》还原成散文，也正是在这篇题为《散文》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在表达自己情感思想上与小说的不同而显得更为直接。这一时期，废名语言的句式越来越符合常用的语法规范，语句较长，较缓，不再如先前那般短促、跳宕，用词也力避奇僻生辣。

㈢ 废名作品风格

废名被认为是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产生过影响。废名名气虽大，但因为晦涩难懂，读者却少。在文学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在《废名小说选·序》中，废名对于自己的风格有如此评论：“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这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认为有。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读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写的，一支笔简直就拿不动，吃力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了。到了《桃园》，就写得熟些了。到了《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

㈣ 废名的文学风格

废名被认为是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竹专林的故事》、属《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以及后来的贾平凹等文学大师产生过影响。废名名气虽大，但因为晦涩难懂，读者却少。在文学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在《废名小说选·序》中，废名对于自己的风格有如此评论：“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这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认为有。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读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写的，一支笔简直就拿不动，吃力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了。到了《桃园》，就写得熟些了。到了《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 ”

㈤ 结合具体作品论述废名“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的基本特征（不要长篇大论，要精要概括，切中重点）

美引进小说创作中，是周作人文艺观念在小说领域的实践，富有理趣和禅趣。《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和人物对自然景物的反应，隐逸气息，诗境中加

㈥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是什么

自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㈦ 废名《桥》小说的文体和叙述语言有何特点

小说的叙述方式有顺叙、倒叙、插叙、平叙。

顺叙或正叙：按时间发展先后依回次叙述情节；答

倒叙：把某些发生较晚的情节或结尾先行交代，再回过头来叙述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发展过程；

插叙在顺叙中暂时中断主要情节的进展，而插入相关事件；

平叙介绍同一时间内不同处所发生的两件或几件事。

另外还有补叙、追叙、分叙、合叙等多种。

(7)废名小说的现代性扩展阅读

小说的三要素：生动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描写。

1、人物形象

人物的核心是思想性格，人物描写的角度有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正面描写包括外貌、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侧面描写通常以他人或事物来反映该人物，又叫侧面烘托。

小说塑造人物，可以以某一真人为模特儿，综合其他人的一些事迹，任何一部优秀的小说，总有使人难忘的典型人物。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艺术典型的镜子，看到、理解许多人的面目。

2、故事情节

指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故事情节的一般结构：（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故事情节来源于生活，它是现实生活的提炼，它比现实生活更集中，更有代表性。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和矛盾是有始有终，有起有伏，并

㈧ 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如何赏析（请从不同角度简答）谢啦

1、主题思想

在《竹林的故事》中，废名以凝炼而韵味无穷的笔致，勾勒出宗法制农村中一派充满诗情画意、青春气息的田园牧歌图画，以及在此图画下所蕴藏的生活的悲苦。潺潺的流水，茂林修竹，碧绿菜地，远处的沙丘城廓...…菜农老程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三姑娘，一家人就在其中过着贫穷却闲适的生活。

三姑娘乖巧聪慧，伶俐能干。她唱歌嬉戏，帮助父亲捕鱼种菜。贫穷的生活，使老程两个女儿早夭，这就更使老程夫妇相信命运，他们把三姑娘交给菩萨保佑。老程用紧巴巴的钱给女儿买了一把大红头绳扎辫子。三姑娘八岁的时候老程死了。剩下三姑娘母女俩相依为命，日子“一天比一天淡漠起来”。

三姑娘不愿别了母亲，成群结队地别城里去看赛龙灯。小说就这样平淡朴讷从容雅致地铺成一轴山水画卷，却又在淡雅之中寄寓了深深的哀愁。优美的自然，美好的心灵，三姑娘一家却承受着悲苦的生活。竹翠人美与悲苦生活的强烈对比，使人深思悲剧的社会根源，全文在赞美时深怀感伤。

2、艺术特色

在《竹林的故事》中，废名塑造出了一个纯洁优雅、生气勃勃而又承受着生活悲苦的乡村少女——三 姑娘形象，这个优雅感人的艺术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青春气息和纯情魅力的形象之一。她的健康活泼为“五四”文学退潮时期弥漫的伤感和苦闷吹来了一丝清新之风。

尽管废名并没有如鲁迅、王鲁彦等同时代乡土作家一样通过乡土写实为刻画社会现实，恬静安逸的描写使他笔下找不到时代动荡的痕迹。

以象征性写景来烘托人物神态性格的艺术手法，在《竹林的故事》中得到了极为成功的运用。小说中着力写竹，这是用以衬托三姑娘碧意盎然般的青春气息。小说以《竹林的故事》为名也寄寓着深意。一簇竹林里的房子,春天里竹子一天一天绿得可爱，闪现于其间的三姑娘。

葱茏的竹林与三姑娘的青春、苦乐仿佛融为一体，三姑娘的宁静恬淡就如这风雨中舒展自如的竹林。

废名注重用唐人绝句式手法构思小说，不讲究故事的完整曲折、情节的起伏变化以及人物的全貌言行。但是他注重通过一些富有情韵的细节、场景等。以情景交融成意境，最终使人物自觉地浮现凸出。

《竹林的故事》将三姑娘周围美的心理美的人情、美的景色等和谐交织，在淡美的情景中流泻出三姑娘缕缕哀愁，使这一人物形象在自然景观灵化、世俗人物雅化的描写中愈加真实动人。

以简炼含蓄的诗的语言对人物进行白描，是《竹林的故事》突出的特色之一。

(8)废名小说的现代性扩展阅读

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早期文学现实主义的不断发展，一些侨寓他乡的作家，开始集中于以乡土回忆与写实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他们极力推动着现实主义的命运与农民命运相结合，外来文学影响与本土地域色彩相结合，一直延续到30年代，人们把这类作品称作乡土文学。

在这其中，废名就恰如以简朴的翠竹制作成一支牧笛，横吹出中国中部农村远离喧嚣的田园牧歌。1925 年2月16日《语丝》杂志第14期刊发了废名的短篇小说《竹林的故事》就是其代表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