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转变

⑴ 中国20世纪小说发展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是为了弥补过去对现当代文学史认识的不足

第一个方面：陈平原老师在课上给我们讲过：现代文学都是从五四新文学说起的，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的晚清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以及晚清的谴责小说都是与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的，但由于人们一般的认识都把二者隔开来，使得现代文学不关注他，古代文学更不关注它。
另外，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也是按照政治上的分期进行的，但实际上革命文学和解放前的左翼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样就不好进行研究

因此提出这一概念就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加以打通，是新的文学史分期方法

第二个方面：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充分吸收西方文学的理念和创作方法，中国在文学上开始觉醒，因此通过这个概念的提出可以更好地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链接起来，把文学的现代化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这个主题中又包含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
钱理群曾说：“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也是逐渐形成的。原来我们的视野也是比较窄的，所谓“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其实心目中就是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后来考虑到与中国近似的情况，比如印度、日本、东南亚，还有非洲，最后，拉美文学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们的“文学爆炸”近年介绍了不少，我们才发现它们的文学也是都在上世纪末八十到九十年代发生了突变的。反过来看欧美文学，也是在同一时期产生了对自身传统的反叛，这些反叛明显地从非洲黑人文化，从东方文化汲取了灵感。这就形成了“世界文学”
陈平原说过：我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学，发现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是一个大问题，很多现象都是从这里发生的。一系列的争论，比如“中体西用”啦，“夷夏之说”啦，“本位文化论”啦，“民族形式”啦，总是离不开一条主线，即怎样协调外来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矛盾。于是我就追溯中国人自觉地学习外来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开始是追溯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但是后来发现从学习“船坚炮利”转到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再到学习文学艺术，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是到了戊戌变法以后，才开始全面介绍文化艺术。以前虽然承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是毕竟“道德文章冠全球”。这时候才发现文学上也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文学观念开始转变。五四时期的许多问题，比如国民性批判，白话文运动，诗体解放，话剧的输入，等等，其实都是从戊戌之后开始的，尽管到五四才彻底、不妥协地掀起高潮，但是窗口是从那时打开的。而且，在这样的文化大撞击中对民族文化重新检讨重新铸造，使传统文学产生一种“蜕变”，这样的进程一直延续到现在，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当然达到这样的认识是我们反复讨论之后才有的。开始只是感到研究范围需要扩大，慢慢上升到一些新的概念，最后有可能上升到理论的模式。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从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一个进程。我觉得古代中国文学是纯粹的中国文学，将来外来文化被我们很好的吸收、消化、积淀下来，变成我们自己的有机成分了，也可能又出现纯粹的中国文学，夹在这中间的始终有一点“不中不西”的味道。

下面是他们的介绍

钱理群，男，1939年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关注“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于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成文《论“20世纪中国文学》，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与吴福辉、温儒敏合作撰写了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7年被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教材。 另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绘图本中国文学史》、《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名作重读》、《世纪末的沉思》、《压在心上的坟》、《1948：天地玄黄》等多种著述出版。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留系任教。现任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学术、图像研究等。 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22），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集体，1999），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集体，2022），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0），首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22）等。 先后出版《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史：理论与实践》、《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老北大的故事》、《中华文化通志

⑵ 小说叙事模式是啥

叙事模式是指在叙事作品中用于创造出一个故事传达者（即叙述者）形象的一套技巧和文字手段。
六种叙事模式：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第三人称评述叙事模式，第三人称主观叙事模式，第一人称客观叙事模式，第一人称评述叙事模式，第一人称主观叙事模式。

⑶ 关于鲁迅小说叙述模式

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基本上经历了可谓两次大的嬗变。一次是，如果将鲁迅从整体上置入“文学革命”的滚滚大潮中进行外部动态观照，他挟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威引领风骚，推动了中国小说叙事从传统渐次步入现代的转变，主要是《呐喊》、《彷徨》为代表；另一次则发生在其小说内部，鲁迅以其《故事新编》部分实现了他更新小说叙事、创设小说类型的企图，尽管这背后可能掩盖了我们不得而知的更大的叙事创新与文体学野心。[

⑷ 狂人日记如何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叙述方式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现代白话

《狂人日记》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载的“多疑”和封建理论并依据这一意识的某种特征展开的小说。

《狂人日记》的主题，据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弊害”何在？乃在“吃人”。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封建主义吃人！ 在表现其主题时，也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的思想特征。鲁迅对中国国民心中的“看客”心态最为深恶痛绝，他的“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便直接由于这个因素。回顾在五四运动前后写的所有杂文和小说，都是以启蒙主义为总的思想特征的。

《狂人日记》的创作，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祈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狂人日记》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露，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将来的坚定信念和热烈希望。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礼教就是吃人，仁义道德是礼教虚伪的面具，这就是鲁迅对封建道德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和认识的结果，也是这篇作品最辉煌的成就。

作品借主人公的眼睛，观察了他周围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吃人。作者为此感到不解和愤怒：“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作品还写道：“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即狂人的大哥引者）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也会吃尽。”在作品的最后一日记里，作者深切地希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并具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而且还表现了鲁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确实远远超出了文学的领域。

⑸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结构学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止时间是很好划定的，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计三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干脆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钱理群、温儒敏等）
而且，这三十年又清晰地显示了三个阶段，即：
第一个十年（1917—1927）：“五四”启蒙文学主导时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左翼革命文学主潮时期；
第三个时期（1937—1949）：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地域的多样文学形态。
但是，近些年学术界已注意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这截然异质两种文学的“过渡”与“先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起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助跑过程却是近代一系列变革和改良。这个过程被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最近几年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不约而同地重视到了现代文学的发生。如：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程光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东霖、丁帆、朱晓进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用单章或单节的篇幅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课也将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根儿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我们知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物质文明，这成为以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雄厚资本。
到了清王朝，经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早已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但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仍然是非常好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国梦”；尤其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自尊与自信被彻底摧垮了。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说我们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了，我们欺负不了别人，随时被别人欺负；不但受西方列强的欺负，而且受东方倭寇的欺负。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一是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二是外国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民族危机感对20世纪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造成了现代／传统、新／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
在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则导致了激切变革的时代要求。出现了这样几个变革：

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
出现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被林则徐称为是“第一个睁看眼睛看世界的人”的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学习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再来制服西方人。虽然这“夷”字本身就说明当时心态，外国蔑称，妻、姨，提供女人，但毕竟要学别人）
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先声。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事。”
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有个大致的归纳：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根本文化上感觉不足。”
实际上他说这三步，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文学革命”这三步是对应的。

洋务运动
先是买进先进的武器
还得请来操作先进武器的人
在国内又开办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校。
以后，大批量地派人出去学习。
不仅派幼童出国，而且派成人出国。
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学习社会科学。
不仅派人到西洋（英美），也派人到东洋。
不仅有官派留学，而且有私派、自费留学的。
一时形成了出国留学热潮。

（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徐志摩等都留学英美）
（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留学日本）

鲁迅就非常有代表性，他1881年出生，1898年离开家乡。这一段时间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因为当时开始了“五口通商”，其中的宁波离鲁迅生活的绍兴很近；1898年（18岁）南京，水师、陆师），这两个学校主要课程是“声光电”这些西学内容，虽然被有些人称为“邪学”，但这对日后成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影响是非常大的。1902年到日本，1909年回国。（德国）
而且，鲁迅在日本时期，中国留学生铺天盖地，官派，私派，遍地“富士山”，炖牛肉，
清朝密电：几乎都变成革命党。
一批批优秀人才派出去，学成归来，对国家有各种贡献。
理科詹天佑，青龙桥塑像，铁路事业的开创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1853——1921）翻译《天演论》的发表，将进化论的思想带进了中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风行一时的严译《天演论》（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赫胥黎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自称是达尔文门前的一只斗犬）（宣传的是进化论的思想。进化论被恩格斯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之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改变了人的思维。以前总是“今不如昔”，榜样是古人，进化论却让人们面向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发展高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进化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在激烈的竞争面前，衰弱的中国有被淘汰的危险，从而产生了变革的历史要求；
人们看清了：不被淘汰，国家、民族就得强大。
国家、民族的强大首先要国民强大，而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蒙昧状态。所以，启蒙的任务非常巨大。
梁启超的“新民”
鲁迅改造国民性。（鲁迅在南京就读，买了书与周作人彻夜捧读，思想开了一扇门。）

启蒙的任务本来是知识分子启大众的蒙
但是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处在蒙昧状态，也在被启之列。
所以这个时候，一直到现代的很长时间都已启蒙为主导。
钱理群“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

二、文化机制的变化
这一历史阶段从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寻求变革，必然要触动文化，带来文化机制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文学。其影响体现在：
1、法律对从事文学活动者和报刊繁荣的基本保障。
虽然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在新政措施上左右摇摆，后来还镇压了“乱党”，幽禁了皇帝，但在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还是在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的自由。
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也规定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这种情况下，报刊数量激增。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20年里，报刊、杂志增加了十倍左右，文学的现代化发展具备了更充足的外部条件。
据北京大学（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统计，1902年——191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这些报刊，在栏目的编排、题材的选定、主题的设计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
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报刊编辑在栏目、体裁、题材、主题上都追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以保证其畅销，刺激文学的发展。报刊繁荣与政治的封建色彩退减及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着。】
实际上。从1873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循环日报》和主笔王韬，宣传“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1895年5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变法运动中，先后创办《中外纪闻》（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初名《万国公报》）、《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
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待以岁日，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备矣。”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创刊于澳门）、《湘学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湘报》（1898年2月21日创刊于长沙）
2、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
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第384页，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与官办和教会出版事业不同的是，民营出版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保证了文学的现代性实现的机会。
这种出版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保持了50年一贯的机制。
3、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
1905年废除科举的新政措施，将一批读书人抛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境，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官场退出也转入了自由撰稿人的行列。（以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士”到“仕”，科举，成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
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形成的过程为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提供着活动空间，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士与上述两种知识分子一起活跃在文学领域。
稿费有了一定标准，“思想”和“写作”做谋生手段。
接近下层，站在民间立场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者梁启超、李伯元、曾朴、徐念慈、黄摩西等和周氏兄弟就是代表。
4、培育了受众。接受者唯新是鹜。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朱双云《新剧史》）。。。。。。。。。。。。

参照以下
www.nmxzy.cn/upimg/soft/2_071224075840.doc
jpkc.hrbu.e.cn:8080/jpkcjs/zgxddwx/word ...

⑹ 什么是中国式的叙事方式

中国式叙事在风格和方法上体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中国叙事以各部分非同质性、非同位性，以及部分之间存在的联结性或对比性的关系，形成结构张力；二是以视角的流动贯通，形成整体性思维特点；三是依靠对话和行动，并借助有意味的表象的选择，在暗示和联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时间结构，说话情景的贡献在于以连续的现场感来控制叙事时所延续的时间。这是说作家企图浓缩并定位时间的流动，不论故事有多长，至少在表面上必须让读者有种在一定时间内嘎然而止的完整感。事实上，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文体的结构被认为是‘间隙’的与西方18及19世纪小说具有‘连贯结构’的特质对照。虽然在最基本的层面而言，中西方的叙事文体均是以前后连续的时序出现，中国古典小说却经常避免将各事件顺序发展，而喜好将各事件重叠，或将事件与非事件并叙，以强调它们之间平等的重要性，也因此反映了人生同时存在的经验。

中国古典的叙事文体与中国哲学一般，将存在以不断流动、变化、往复的方式构思。-。但是强电连续流动的‘整体性’使得中国古典叙事文体去除了明显的方向感而产生了一种‘静止’的印象.想中把意义蕴含于其间。这些都与我们的民族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中西方的叙事风格有较大的差异。如在时间顺序的排列上，中国的习惯是"年、月、日"，而西方的习惯是"日、月、年"。不同的顺序代表着不同的意义，这说明中西方的第一关注点不同，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及特质也不相同。中国人的思维是统观性的，以大观小；而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性的，以小观大。由此也影响了中西方的叙事文学，影响了文学作品的时间和运作方式。西方的叙事重倒叙，从一人一事开始，倒叙着介绍原因，必要时再加以补叙。而中国的叙事则重寓叙，即寓言式的叙事，冥冥中一切都有定数，用大时空来包容小时空。当然中国也有采用倒叙、补叙法的作品，好的编年体史书都采用此种方式，原因是为了不至于让时间将事件切割得太过零碎。叙事的开头关系着全局，中国文学习惯用大时空、大价值来定位。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且这精髓已融入了你的血液中，让你习而不察。再比如说到结构主义，西方讲求的是结构之技，而在中国讲求的是结构之道，意在笔先。中国的结构有自己的智慧，结构一词先是动词，后是带有动词性的名词。结构具有动态性，是人与天地之道的契约。结构之技受结构之道的解释和制约。
中国叙事是自有格局，自有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大文化叙事模式。西方的叙事理论，尤其是以形式和结构的“数学化”分析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叙事学，不太适合中国传统的叙事经验，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是诗而不是小说和戏剧，此外则是散文(包括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散文)。第二，中国的叙事艺术若以西方的范式看，其出现是非常晚的，像某些论者所指出的：“中国的叙事艺术传统似乎比许多民族尤其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传统要弱得多。在中国，成熟的叙事艺术如史诗式的长篇叙事文学、具有完整情节的戏剧都出现得很晚……事实上，中国早期的叙事传统是以更加理性、更加实用的“史”的形式发展的，因而作为想象和虚构的艺术的叙事文学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了。”“中国的叙事艺术真正有了重大发展的时期是宋元以后的近古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是自元杂剧以来走向成熟的戏剧叙事和元末明初从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第三，中国传统的叙事正是一种大叙事，它应该在“人猿相揖别”时就产生了，它是中国民族讲述经验、生产意义、生产民族个体和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⑺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怎么样

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来说。时间串连。 1898-1927为书研究中心。1898-1916梁启超，林纾等“新小说家”，1917-1927五四小说家 1902-1906，1906-1911，1912-1916，1917-1921，1921-1927 1叙事时间参考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对故事与情节的区分，不是热奈特的“情节时间”与“故事时间”区分。 到二十世纪接触西洋小说前，中国小说基本采取连贯叙述写法。 情节时间：政治小说一起之突兀，侦探小说令读者骇其前而绎其后（见尸体倒叙在回看），言情小说之前后倒置（看官可曾晓得*的来历，原来，另表一说等），五四小说理论家对叙事的淡漠（很少有人谈及，不管是倒叙还是插叙，这种文法都理所当然了，但这种写法已与小说家的主观情绪及政治思想观更好的结合了，如狂人日记） 2叙事角度相当于热奈特的“焦点” 文言小说（唐传奇至明清小说）部分采用限制叙事（1第一人称，2史传笔法，对人物纪其行状，如柳毅传）章回小说全知叙事； 新小说家从谋篇布局角度切近限制叙事，借一人来叙事（老残游记中前面是游记，到后面写了翠巧的事情，又变成了全知。去查），录见闻的第一人称叙事（吴研人（读音）《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五四时期第一人称叙事受青睐便于抒情，日记体，书信体小说风行（丁玲《萨菲女士的日记》、卢隐《海滨故人》），因第一人称如长篇的话就变得过狂热单调了，第三人称纯客观叙事（鲁迅的《药》），真实感的追求。离间与反讽，诗趣。 叙事结构：作家创作时的结构意识。情节，性格，背景三要素选择何种为中心。 小说三分法，风土人情，山水名胜让位于人物和情节，作家突出人事的政治层面含义的创作意图，景物被自觉地遗忘。（以前文人对风土人情重视，从南朝《荆楚岁时记》起重视，新小说家也有，不过不出彩，只是表态，未审美，只是为了增加小说真实感。胡适也说道中国小说缺乏风景描写技术——到了写景的地方，骈文诗词中的许多成语便自然涌来。老残游记中黄河结冰那一段比较好，看下），注重内面的新小说（“性格”被凸显了，如《老残游记》），政治小说中情节功能的削弱，五四小说结构重心的转移（不注重情节奇巧而是贴近生活，“我”有个性有心理），独白，诗意（五四作家在构思时，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情调”、“风韵”，开始追求小说语言的表现形式） 第七章 史传与诗骚传统219-245 强调：1中国作家热衷于引史传、诗骚入小说的原因 2影响中国小说发展的是“史传”与“诗骚” 3史传、诗骚影响中国小说的具体表现 长篇小说本身就是史书，如三国演义水浒； 小说中常出现：“有诗为证”。 五四作家，个人抒情，短篇小说较长篇多，翻译的童话多，赵景深的《安徒生童话》，冰心的。用诗骚。

⑻ 中国传统文学叙事有哪些形态或模式

文学作品的体裁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 、中国传统的“二分法” 所有文本体裁分为韵文和散文两大类. 依据：文本的外部特点即语言形式因素. 这种分类过于笼统,没有涉及题材、构思等问题,难以区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现在已经被废弃. 2、西方的“二分法” 以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的的“二分法”为代表,他依据文本模仿现实的手段区分了史诗、戏剧两大类.由于史诗是通过语言来模仿现实的,不像戏剧那样有音乐的介入,因此被看作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类型.至于史诗的语言表现形式,可以是韵文,也可以是无韵的散文. 同样是二分法,以亚里斯多德的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论更侧重文本的媒介手段等内在特点. 二三分法 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二分法没有提及抒情诗,当抒情诗在文学中的地位提升以后,二分法被三分法所替代. 三分法是依据文学作品选取题材、构思方式和情感体验方式以及塑造形象的表现手法将各种文学划分为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的一种方法. 叙事类文学侧重于以客观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事件、人物和环境景物为题材内容,以摹仿、虚构为构思方式,以具体生动的叙述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反映和表现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把握的文学作品. 叙事性是叙事类文学基本的审美特征.叙事类文学包括小说、史诗、叙事诗、故事诗、史传文学、报告文学等. 抒情类文学是侧重以抒情主人公主观情思为题材内容,以内心感受和体验为构思方式,以直接抒发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表现创作主体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和体味的文学作品.抒情性是抒情类文学的突出的审美特征. 抒情类文学主要有抒情诗、抒情散文、散文诗等. 戏剧类文学是侧重于以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为题材内容,以模拟和再现虚拟的真实为构思方式,以人物自身的行为动作和台词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反映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把握的一种文学作品. 三四分法 1、我国“四分法”将文学文本划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四大类.有的在此基础上增加影视文学. 我国四分法是根据文学文本的外在形态,同时考虑题材选择、形象塑造形象的特点,以文本的语言特征、体制篇幅为依据作为划分文学体裁的方法. 2、加拿大诗学家弗莱的四分法 他说：“文类的中心原则是相当简单的,文学中文类区别的基础似乎是表现的原则.词语可以在观众前面表演出来,可以在听众面前讲出来；或者它们可以歌唱出来,或者可以为读者写出来.” （〔加拿大〕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在观众面前表演的诗歌是戏剧；在听众前朗诵的则是叙事诗；自己背朝观众唱或者吟诵就是抒情诗；而小说则是应安静地阅读的.”（〔法〕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26页） 弗莱的四分法与我国流行的四分法在立论依据与分类结果上并不相同. 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广义的指自先秦至清代末年的中国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文体起源与发展历程,文学运动、流派,文学理论,作家作品的考据、研究等等.类似中国古代文学史.狭义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按文学史的习惯,可以划分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金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形式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大量篇章脍炙人口.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⑼ 《呐喊》和《彷徨》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式的革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呐喊》、《彷徨》在叙事方式上的革新大致可以从叙事方式、叙事手段、叙事线索、叙事身份和叙事次序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1、写实是这两部小说集的主要叙事方式。

2、自如地运用各种叙事手段，既使用了传统小说常用地语言和行为描写，又使用了传统小说不大常用的心理描写和肖像描写。

3、在叙事线索方面，《呐喊》、《彷徨》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基本上只以事件和人物为叙事线索的局限，创立了以对话、场面和内心活动为叙事线索的叙事方式。

4、在叙事身份方面，《呐喊》、《彷徨》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基本上只用故事外叙事的局限，大量采用了故事内叙事的叙事方式。

5、从叙事次序方面看，《呐喊》、《彷徨》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基本上只按情节发展的自然顺序叙事的局限，引进了西方小说倒叙和套叙的叙事方式。

⑽ 叙事模式的研究可以从哪些方面切入

叙事其实比较简单 叙事，首先必须把事件交代清楚，事情叙述完整，这就要求一定要在写作中把握“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和结果）。“六要素”中的地点、时间、原因和结果一般不作为叙事文的主体，它们只是对所记事件起说明的作用。文章的主干是事件的“经过”和事件中的“人”。但没有前四个要素是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还应强调的是，叙事文不一定有集中的人物，虽然人物也是文章的主干之一，但其绝不能“抢占”事件“经过”的“位置”，要知道，“人物”是为“完整的故事”服务的，否则，写事也就变成写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