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后现代小说叙事策略
A. 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特点
现代派作家为探求人物的内心真实，着重表现难以直接描述的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往往借专助意象，用象属征、隐喻等手法，把思想还原为知觉，使抽象的思想外化。现代派作家通过非理性的极度夸张的形式，将现实与非现实糅合在一起，寓严肃于荒诞，其荒诞形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概括力。现代派作家热衷于挖掘人的潜意识，大量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手法，表现人物意识的“自然”流动状态，力求开掘人物心理的复杂性，扩大了心理描写的范围。
B. 小说叙述方式
1、小说的叙述方式很灵活，有正叙，倒叙，穿插，意识流等。
2、叙述的角度常用的有以下三种：
（1）即以第一人称方式记叙，有身临其境之感，令人感到亲切，感情真挚。
（2）他叙方式。即以第三人称方式记叙，令人感觉客观，夹叙夹议体裁不受拘束。特别是穿插历史过往的故事。
（3）交互方式。即客观叙述为主，其间某一段故事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整体运用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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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叙述视角浅探
讲到视角我们会想到热拉尔·热奈特的说法：“叙事投影（即视角）在所有关系到叙事技巧的问题中，是十九世纪以来人们经常研究的问题。”也会想起雷班的说法：“我认为，在整个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视角起着决定作用———所谓视角即叙述者与他讲的故事间的关系。”
“视角”原出于绘画透视学中一术语。画家写生要善于选择“最佳视角”。所谓“最佳视角”就是指画家观察生活、描写人物、揭示人物的精神特征，掌握人物与景物的准确对比度和调整光线明暗关系的一个最恰当的角度。
视角选择不当，便会影响画稿的艺术质量。作家创作小说一样要选择最佳叙述视角，否则也会影响小说的创作质量。小说的叙述视角与人称有密切关系，本文试从这个问题入手，对小说的叙述视角作简略的探讨。
C. 外国关于小说叙事学研究的著作，最好是网络小说叙事学著作
小说叙事学
D. 后现代叙事派的风格特点
后现代叙事派试图把许多彼此对应关联的事物放在同一个平台和空间展现在艺术作品中。如：东方与西方、老迈与年轻、柔软与刚强、安静与嘈杂、缓慢与快速、黑暗与光明、过时与时新等。 此外，后现代叙事派艺术又像文学作品。或称后现代小说绘画，文学摄影和寓言雕塑等。基本要素和特点包括：主题的象征性、事物的对比性、意蕴的想像性、心态的表达性、意识的取悦性、动态的赋予性、人物的简捷性、思考的鼓励性、时态的转变性、和线路的多维性…… 《后现代叙事派》的封面 (NUDE & GW & TCM: A Chen Hao Painting Book (2nd Edition))
E. 什么是"后现代叙事"啊
“类后现代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 “类后现代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 张立群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89） [内容摘要]“类后现代叙事”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目的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时，“类后现代叙事”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它以独特的外部表征超越了以往历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引发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艺术变革，并进而使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趋于同步。本文主要运用了叙事学的理论，从两个主要方面探讨了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发生、演进过程以及在叙事艺术上的特征。 [关键词]“类后现代叙事”；中国后现代小说；叙事。 当以“类后现代叙事”这个具有中西合璧色彩的词语，去指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小说叙事文本时，它所拥有的内涵大致包括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作为诞生于一种独特语境下的文本叙事风格以及阐释代码，“类后现代叙事”不但在对西方话语借鉴与移植的过程中，具有西方后现代小说的种种叙事特征，同时，其作者身份，文化传统以及理论研究现状等又决定了其必然会具有本土性和中国性，因而，所谓的“类后现代叙事”就是一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后而出现的中西合璧、身份多重的小说文本；其次，尽管，以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等为典型代表的诸多实验小说都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叙事特征，但这种叙事却存有明显的悖论倾向：即一方面它是我们的新潮小说家以一种超前预支，突击补课的方式对西方后现代进行了模仿与拼接；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现有社会条件在总体上尚未达到西方后工业社会发达程度的前提下，以迅速缩短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而造成的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之间距离与界限的一种行为策略，因而，其存有复杂而特别的倾向，如其中往往含有诸多“非后现代因子”也就不可避免。基于这种前提，我们将这种叙事风格难以单纯划一，但在总体上又类似西方后现代文本的小说叙事称之为“类后现代叙事”。 然而，在我们具体论述“类后现代叙事”在文本上所呈现的种种艺术特征的时候，我们必须还要指出的是：尽管诞生于新时期文学语境下的诸多小说创作常常被看作中国后现代小说的真正代表。不过，像历史上任何一种创作风格一样，中国的“类后现代叙事”无论从自身的兴起原因、历史演进，还是从具体的类别归属上看均具有自己的特点，因而，从这些特点进行切入，进而研讨“类后现代叙事”的知识谱系乃至艺术特征就成为了本文的逻辑起点。 一、“类后现代叙事”的兴起与历史演进 “类后现代叙事”在中国兴起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首先，从其诞生的历史语境来看，自8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氛围无疑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浮出历史的地表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前提条件。8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中国正逐步经历着一个具有明显文化过渡倾向的“转型时期”，而转型时期文学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意识形态整合性功能的弱化，个人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存在空间，往日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权力话语己逐渐退失，任何写作样式都取得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与独立地位。同时，在可以众语喧嚣的“转型时期”，商业化浪潮对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冲击是巨大的，文学日益商品化、世俗化，不但造成具有启蒙倾向和乌托邦倾向的精英文学的悄然远遁和高雅的纯文学逐渐沦为边缘，还深刻地影响到了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精英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的鸿沟正被不断填平，而这些都无疑为以解构宏大叙事为目的的，不断消弥雅俗文学界限的后现代叙事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外部影响来看，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西方文艺理论及文学创作的“引进”的不断深入，类似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可以纳入到后现代视野的诸多理论被迅速地介绍到中国；同时，类似博尔赫斯式的创作、法国新小说以及黑色幽默、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后现代文学作品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尽管，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坛而言，许多人并不知道它们究竟应归属于什么派别并常常与现代派的概念混合为一体，但它们在文本上所表现出的新鲜而独特艺术特征以及与以往小说创作的显著差异，都为想在文坛上标新立异的青年小说家所瞩目。与此同时，西方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与学者如哈桑，詹明信，佛克玛等应邀来华讲学也无疑为后现代理论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推动下，本土研究者迅速做出回应，先锋作家们的迅速借鉴模仿都使得中国后现代文本得以迅速出现。 再次，从文学自身形式的不断发展及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上来说，文学总是随时代向前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文化转型时期，先锋作家们为了能在“无名”状态下发出自己特有的声音，从而在文坛迅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们就不断拓展新的形式，不断对以往的文学传统进行超越，并进而在迅速制造崭新叙事话语的过程中，促使“文本实验”的不断涌现，而当这种实验的视角转向西方时，当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熟识甚至是难以解读的后现代叙事自然就成了实验派作家们的首选。 由此可见，中国后现代小说的出现是具有多方面原因的，它不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内部变更，而是时代语境，他者理论话语的影响以及来自文学内部的叛逆力量等多方面影响构成的，它“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多边作用的结果——它是历史之手多重误置和强加的结果——它表征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文明语境。”[1] 那么，究竟哪些小说文本属于中国“类后现代叙事”的范畴呢？这的确是一个会引起频繁争议的话题。尽管，如果只是单纯地从文本叙事的角度上讲，“类后现代叙事”无疑应当与西方的后现代小说一样，包含着诸多创作形态乃至流派类型的，而“叙事”本身的理论诉求也决定了“类后现代叙事”应当与当代小说中的某些小说创作可以一一对应，不过，由于“类后现代叙事”是在缺乏现实基础的前提下，通过借鉴与模仿的方式产生的，因而，对于这种在接受西方后现代的影响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种“类后现代”文本，妄图以整齐划一的方式予以界定就容易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偏颇与冒险。而事实上，在转型期特别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已为文坛熟知后，包括曾经早己为文坛“定位”的作家如史铁生、莫言、残雪等都曾在自己的某些小说中尝试过后现代的手法，但如果因此就将凡运用此类手法的创作完全纳入本文所谈及到中国“类后现代叙事”这一视野中，无疑会造成“泛后现代情结”，引发新的论争。所以，在具体研讨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包含哪些文本的时候，其研讨本身就在实质上转化为对一种量度标准的确认和一种演进过程的描述。 首先，从量、度标准上讲，由于本文所要谈及的“类后现代叙事”或曰“中国后现代小说”是指写作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为深远，基本上已为当下批评界所认可的小说创作，因此，一些相对单一零散的文本不在此之列，此为量；与此同时，从度上说，则主要是说“类后现代叙事”既应有独特的艺术表征，又应有独特的艺术观念。海外著名学者赵毅衡在《后现代派小说的判别标准》中阐述“元小说”，“迷宫小说”以及“散乱状态，并不纳入一个整体画面”的“拼贴”等作为判定后现代派小说的几个重要艺术标准。由于赵毅衡先生久居海外，能较为全面地接触到西方经典后现代文本，所以他谈的判别标准无疑是值得信任的。[2]但也应看到，中国后现代小说毕竟与西方的同类创作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尽管我们的先锋作家是以借鉴移植的方式使后现代来到20世纪末中国的小说领域，但后现代像历史上任何一种“舶来品”一样，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兼容，这往往又造成在判别中国后现代小说时有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不清，因而，我们在肯定赵毅衡文章所指出的艺术标准的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后现代来到中国后给中国小说传统叙事观念带来的冲击，而这一冲击是通过比较得来的：如果说中国传统小说是注重惩恶扬善的理想与英雄内容的叙事模式，中国现代小说注重的是强调深度的代自我立言的反英雄叙事模式的话，那么，“类后现代叙事”则更多是注重平面化，浅表化的代“本我”立言的凡夫俗子之叙事模式。因而，类似“反权威中心”“反启蒙主义”，“反主体性”，“反崇高”等也就成了“类后现代叙事”的叙事观念。 其次，从演进过程的角度上说，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历经以刘索拉、徐星为代表的现代派创作和以莫言、残雪为代表的强调“感觉世界”的创作铺垫后，大致是以如下的方式展开自己的历史进程： 先锋文学是在80年代中期涌现出来的一个小说派别，以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等小说以及洪峰的《奔丧》、《瀚海》、《极地之侧》等代表“语言叙事转向”的作品为标志，而后则是一批来自南方的青年作家，如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潘军、北村、叶兆言等在创作上的极力推进。自马原开始的先锋文学最显著的地方就是以元小说、仿拟、语言迷宫等为其叙事特征，因而这一派小说也常常被后来的批评家视为中国后现代小说的真正代表。 新历史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先锋小说家将创作目光转回历史后产生的一种结果，它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莫言的《红高粱》，但最能显示其创作实绩的则是苏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和他的“枫杨树”系列以及叶兆言的“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其影响一直波及到90年代晚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新历史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后现代的叙事策略去重新解构和描述历史，如从主题上强调正史到野史、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终结了超个人的政治视角对历史理解的垄断；从叙事角度上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强调历史的虚构叙事，让自我能从容的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使客观的历史主观化，必然的历史变成随意的偶然，而这些方法的结果就是使历史时空结构被随意打破，文学与历史的鸿沟被削平了，历史也许只是一场恶作剧。于是，当新历史小说是从先锋作家将目光转向历史的那一刻起，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相当程度后现代文化品格了。 女性写作在中国历来是波澜不兴，不过，它在90年代却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当然，这里论及的女性写作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它是指以西方女性主义原则立场进行创作的“私化写作”或曰“躯体写作”，而这种明显带有自传色彩的写作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3]在90年代，私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是陈染、林白。其中，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总体上就是按照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那·西苏的“躯体写作”原则进行创作的，在这些作品中，陈染、林白以近乎非理性的话语，破碎的结构，膨胀的语言在描绘女性欲望的同时极力解构、颠覆着男权中心主义，从而在文本上显示出一种后现代性。 晚生代小说由于其作者众多，身份各异，所以对于他们的写作倾向很难整体概述，但有趣的是，越是被认为是晚生代代表的作家作品，就越具有后现代倾向。像朱文的《我爱美元》、《弯腰吃草》；李冯的《多米诺女孩》、《最后的爱》；邱华栋的《沙盘城市》、《手上的星光》等作品确实有类似后现代的创作倾向。而且，这些晚生代小说家还通过言论表达了自己对后现代的独特理解，如邱华栋曾言：“我认为中国已经有了后现代小说，李冯就是最典型的后现代作家。”“在表面上，我的作品的后现代味道不是特别浓的，在结构语言上，我没有做比较深入的探索；但我将当下的各种信息大批量地充塞进小说里，这一做法，我觉得的这就是我的后现代特征。”[4]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类后现代叙事”在世纪末中国文坛的流变过程：即包括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女性私化写作以及晚生代小说是属于“类后现代叙事”的范畴之内的。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总体流变上前后是具有明显延续性与差异性的：一方面，某种后现代兴起之后很快为新的后现代叙事所取代，但它们之间在内部又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在80年代，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后现代小说更多情况下是在不知其名的前提下通过对西方后现代小说特别是对其叙事手法进行模仿中完成的，而当时批评界对此缺乏明确的解读又使其成为隐性的后现代文本；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后现代文化语境真正来临之后，中国的“类后现代叙事”不仅在形式上，而且还在思想上成为一种显学，而这一点，则正是后现代在中国文学创作中逐步中国化的一种必然趋势。 二、“类后现代叙事”的艺术运筹 第一，是自由视角的元小说。元小说又称后设小说或自我意识小说，是后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尽管许多研究者在阐释元小说时有不同的主张，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小说是在接受当代哲学、语音学及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它虽然不是后现代小说的唯一叙事形式，但却是后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变传统小说的隐藏叙事行为为暴露叙事行为。在元小说创作中，小说家仍在讲故事，但他们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故意揭穿其虚构性的本质，即通过自我暴露，自我评述的方式来揭示其创作过程，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了“关于小说的小说。”[5] 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马原是较早尝试元小说写作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如《上下都很平坦》、《冈底斯的诱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元小说的写作手法。当然，最能集中体现元小说叙事手法的则是他的中篇《虚构》。在《虚构》中，马原给读者的第一段叙述就是：“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在这里，马原首先明确地将叙述人“我”即文中的“马原”与作者马原划上了等号，而这一举措无疑使小说的似真性失去了基础，并进而走向土崩瓦解。而后，身兼作家，叙事者，主人公于一身的“马原”就开始了他时而煞有介事，时而天马行空的描述。在此过程中，马原总是不忘记时不时地出来强调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比如这一次为了杜撰这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我就叫马原，真名。我用过笔名，这篇东西不用……”而在这篇小说第十九部分，即小说临近结尾的部分，马原甚至直接跳出来与读者对话：“读者朋友，在讲完这个悲惨故事之前，我得说下面的结尾是杜撰的。”作者在这里干脆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写的“苦衷”暴露给读者，从而使以上话语及主人公叙事成为虚构的“虚构”。自然地，这种“虚构”的本身也就成了典型的元小说。 使用元小说手法进行创作是马原为先锋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带来的启示，在所谓的“马原叙述圈套”的影响下，一大批新潮小说家如洪峰、余华、格非、叶兆言等许多先锋小说家都在自己篇章中多次尝试过元小说的写作手法；而像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私人化”写作进入元小说的创作层面，不但为元小说的创作增添了崭新的“层面”，同时，也使得这种女性写作能够名符其实地进入到类后现代的视野。使用元小说的手法进行创作是文学中自我意识从萌芽发展到极致过程的结果。自然地，将它不断地应用于创作中所产生的突出特征就是自我意识的浓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叙述视角的变更。可以说，在“类后现代叙事”中，元小说叙事文本中频繁使用第一人称叙事就是其外部表征。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基本都是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但这种第一人称的使用是与传统小说叙事中有着显著的不同，元小说的第一人称是一位典型的“不速之客”，“他”往往就是真正的作者，但他不再讲述故事，而只评述故事，他是真正超然于传统叙事者之上的一种叙事者，而这种叙事的本身就是要说明“我”讲的故事是虚构的。 第二，是破碎的结构。对结构的关注是中国新时期小说运用后现代策略的一个突出的表征。小说结构作为后现代叙事中最重要的形式话语，它对文本的表现形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叙事结构的苦心经营，一方面使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具有了与西方后现代小说相似的文本结构，另一方面也着实为一些崇尚文本游戏的新时期小说家获得了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类后现代叙事”在结构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经常使用一种近乎破碎的结构，使小说结构在总体上变得不完整。而这种破碎的结构具体说来是通过空缺结构的大量使用、多重的复指文本、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三个主要方面来予以完成的。 空缺结构是指在“类后现代叙事”文本中事件的发展史往往由于人为作用造成某个链条的缺失，从而使整个事件的统一性被瓦解，历史就这样变得不可靠起来。格非的许多作品都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空缺结构。以《迷舟》为例，在这部精心打造的短篇里，格非是以战争与爱情的双线来营造其小说结构的，但无论我们从哪能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的结构总是不完整的。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小说总是在最关键的地方给读者留下了空缺。“萧旅长去榆关”无论从战争线索还是爱情线索上都对整个故事的展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被省略了。萧去榆关是去看望“杏”还是去传递情报，警卫员并没有考虑是哪种可能就武断地以六发子弹打死了萧作为对空缺的填充，正是他的这种行为使这个空缺永远被悬置起来而无法弥合。在这里，对空缺的填充与解释是无效的，无论是萧的爱情填充方式，还是警卫员六发子弹的枪杀填充方式，都造成了整个故事的不完整。然而，结构上的空缺对读者的诱惑又是巨大的，我们完全在阅读时对此空缺进行再度随意的填充。 多重的复指文本指小说具有多重结构，或是在文中以一种文本指涉另一种文本，从而造成两个文本互相兼容破坏，使文章整个结构发生混乱。在“类后现代叙事”的发展过程中，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是多重复指文本的始作俑者。而后，洪峰、孙甘露、叶兆言、余华、格非、鲁羊等作家都在探索此类结构时成绩显著。孙甘露在《请女人猜谜》中曾写到他在写这部小说的同时又在写另一部名叫《眺望时间消逝》的作品，这两部小说既平行又互相杂糅，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写《请女人猜谜》就是写《眺望时间消逝》，两者其实就是一个文本，但它们又都确实有各自独立的角色和故事。而这样的结果就使得《请女人猜谜》的写作过程变成了对《眺望时间流逝》的叙述，《眺望时间流逝》一文成了《请女人猜谜》的谜底。这是一种类似元小说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结合体，它断裂过、中止过、缺失过，也许它在各自文本内是完整的，但两个文本主题的互相指涉却造成了整个文本结构的碎裂。 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也是造成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结构上处于破碎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这也表现了先锋作家在文本叙事上时间意识的深层觉醒。自由式的叙事时间是指时间或历史在后现代文本中像一个固定的书架一样，叙述者可以从古至今亦可从现在到过去乃至将来任意穿行，而无论多么久远的时间在叙述者的手中不过是书架上的一本书，可以被随意打开翻阅。以洪峰的《和平年代》、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为例，这三部小说都是以时间为题目乃至主题的。本来，题目的时间固定下来后，这个时间就被肯定了，被绝对化了。但作家们在将故事固定在时间上之后，观看历史的视点却没有被停止。相反，由于叙事者“我”的自由穿梭于历史与现在，故事内的具体时间都自行消失了，所有的事件都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符码中自由漂流，直至发生空间上的转折。 循环的叙事时间是自由式叙事时间的特例，但却是最具革新实验的叙事时间策略。所谓循环时间实际上是指一种无变化、无发展的循环重复的时间手法，它是文学进入后现代后常用的一种叙事时间手法，这种策略在新时期是以借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开头语的面貌出现的，而独特判断语式“许多年以前，许多年以后”正是这种时间策略被使用时涌现出来的两大母题。在新时期中国类后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这两大判断语式是经常被援引的，无论是先锋文学，还是女性“私人化写作”，一直到一些“晚生代”的创作中都明显有这样的例子，而这种叙事语式的频繁使用就“确定了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循环回返的圆圈轨迹。叙述的时间从久远的过去跨进现在，又从现在回到过去。”[6] 第三，是仿拟与反讽。对历史上许多经典文本或故事进行仿拟是中国“类后现代叙事”的一种较为独特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倾向出现的原因除了是要对以往小说的宏大历史叙事进行无情的解构，从而探索叙事的多种可能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得益于外来的后现代写作方式与本土固有的文化资源。 仿拟是后现代小说采用的一种互文方式的叙事方法，其写作目的则是为了能从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一种自省与语言游戏策略。在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创作中，新历史小说对仿拟手法的关注是最为强烈的，而以“故乡系列”闻名于文坛的刘震云恰恰为解读这种后现代叙事手法提供了范本。《故乡相处流传》是刘震云整个故乡系列中最能体现仿拟手法的一个长篇。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在曹丞相身旁”，显然是对三国故事进行了仿拟。曹操与袁绍一同攻打刘表，但两个人却为争夺一个沈姓小寡妇大打出手，延津县的人民如孬舅、猪蛋等在曹操得势时归顺曹操，声讨袁绍；在袁绍得势时，声讨曹操。《三国演义》中那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被无情地仿拟成是由一个女人引起的利益之争。在此书第二、三、四部分中，曹操、袁绍以及他们当年的追随者也依次转生，尽管历史已过去许久了，但一切还是那样，当年的一切仍在这些人身上发生……总之，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以总体仿拟《三国演义》的形式如章回体、人物等解构了进化的历史观：即“后一代人总是历史前一代人的再生，后来的历史总是前段历史的翻版。”进而使小说进入一种历史无意识的领域。 仿拟手法除了使当代话语大面积侵入并消解了以往传统观念的历史，让古今话语在这种手法支配下处于一个共同话语之中，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文本上体现出了鲜明的反讽效应。哈桑在用图示法区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时曾指出反讽是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7]。的确，反讽手法特别是指与仿拟连缀一起的反讽叙事手法确实为中国小说进入后现代阶段赋予了全新的文本意义。它至少可以作为对以往文学作品中滥用情感，过分说教甚至是矫揉造作的一种反拨。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在对经典文本进行仿拟时基本都隐含着反讽效应。像上述的刘震云、余华的作品以及晚生代作家笔下的一些作品等都具有这样的效果。林达·哈琴曾认为，“这两点（即仿拟与反讽）正是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核心’”，同时，她又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失去了其意义和目的，反倒意味着，它却不可避免地会具有新的不同意义。”[8]仿拟与反讽确实为当代小说带来了崭新的意义，虽说在许多情况下，运用它们会让人感到小说家在“玩文学”。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这种“玩文学”的技巧确实是大大高于那些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家，一方面，它充分地表现了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感受与无奈的思绪，使文本上的隐喻与转喻结合；另一方面，它也表达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弱者冒犯强者的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 最后，是语言的游戏与狂欢。对于新时期的“类后现代叙事”文本来说，其叙事中心毫无疑问是语言。中国类后现代小说作家在语言操作上几乎都倾注了他们最大的热情，自然地，这也使他们的智慧与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语言是中国类后现代乃至整个后现代文本革新实验的一个前提，因为一旦离开了对语言的关注，所谓的类后现代文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所以，类后现代的小说叙事可以没有主题，可以让人物变成符号，可以丧失结构与意义，但就是不能离开语言。在这种语言至上的写作倾向指引下，新潮作家一方面可以把语言视作了他们与世俗现实对抗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语言的超越性又使他们在颠覆了一个现实世界的同时，重造了一个同样强大的语言世界，进而使他们在对语言的挥洒中获得了创造世界的巨大愉悦。至于其文本外部表征就是小说语言在作家强烈的话语欲望下发生增殖与膨胀，进而达到了一种语言的游戏与狂欢。 孙甘露是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前期叙事中最专注语言的小说家。虽说他的小说只是为数不多的几篇，但它们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存在，汉语小说的语言形式才开启了无限的可能，“如果他的叙事文体被看作小说的话，那么，当代小说已经没有什么界线不可以逾越。”[9] 《信使之函》是一篇曾经引发过重大争议的小说。在这篇小说里，孙甘露首先为我们设置了一个看上去毫无意义的上帝，这个上帝与耳语城和汉语交织在一起。不过，由于上帝听力有点问题，耳语城对他来说只能是一种虚构的存在。因而，人们说什么怎样说也就无所谓了，权威已经没有了，汉语作为一种语言暴力将上帝拒绝了。而接下来就是话语上的增殖与游戏，在言说话语的欲望驱使下，以下的文本话语就是在能指平面上滑动并不断的增殖，所指的意义被脱节，人们根本无法从语言中获取什么意义，而叙事者也可以任意地进行记叙、议论乃至赤裸裸的抒情。整个小说文本没有别的主体，只剩下一堆堆语言的能指群。“信是…………”的句式可以永远延伸下去，真正的所指早已被拆除在场，而书写不过是能指的异质链在无限延伸，话语在这里被增殖、膨胀，而作者则
F. 英美文学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的具体起源还有争议。这个概念率先出现在绘画领域于专1870年左右，约翰.沃特金.查普曼用来指属比法国印象主义更加进步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绘画”。1914年汤普森用这个词来指宗教批评方面的变化。随后广泛用于艺术音乐领域。1942年，海斯.H.R用后现代主义来描述新的文学形式。1939年，阿诺德.托比（Toynbee）认定1914-1918为美国的后现代的大至时段。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以1972年其《疆界2》---后现代文学文化杂志为标志，大卫.安亭、查理斯.沃森、约翰.凯奇是为代表人物以及黑山大学诗学会为主流。但其实最为人所熟知的后现代作家那就是萨缪尔.贝克特，比如他的《等待戈多》，还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约翰.巴斯的《漂浮的歌剧》、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等等。
你可以看看张首映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还有陈世丹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详解（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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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什么是"后现代叙事"
叙事学是关于叙事的理论和系统的研究。在整个20世纪，它都以不同形式与我们相伴随，到现在，它已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最具体、最连贯和最确切的专门学头号之一。它作为研究叙事形式和叙事结构的科学崭露头角，继而以研究叙事的方法独领风骚，曾压制历史研究方法达数十年之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叙事学却遇到了麻烦，多年以来，从历史主义的营垒里不断发出反对的声音，近20年里，后结构主义者又不停地对其科学化的走向和权威性发起了进攻，于是人们开始宣布叙事已经寿终正寝。
------《后现代叙事理论》
作者: （英）柯里 / 定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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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后现代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
“类后现代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
张立群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89）
[内容摘要]“类后现代叙事”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目的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时，“类后现代叙事”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它以独特的外部表征超越了以往历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引发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艺术变革，并进而使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趋于同步。本文主要运用了叙事学的理论，从两个主要方面探讨了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发生、演进过程以及在叙事艺术上的特征。
[关键词]“类后现代叙事”；中国后现代小说；叙事。
当以“类后现代叙事”这个具有中西合璧色彩的词语，去指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小说叙事文本时，它所拥有的内涵大致包括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作为诞生于一种独特语境下的文本叙事风格以及阐释代码，“类后现代叙事”不但在对西方话语借鉴与移植的过程中，具有西方后现代小说的种种叙事特征，同时，其作者身份，文化传统以及理论研究现状等又决定了其必然会具有本土性和中国性，因而，所谓的“类后现代叙事”就是一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后而出现的中西合璧、身份多重的小说文本；其次，尽管，以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等为典型代表的诸多实验小说都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叙事特征，但这种叙事却存有明显的悖论倾向：即一方面它是我们的新潮小说家以一种超前预支，突击补课的方式对西方后现代进行了模仿与拼接；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现有社会条件在总体上尚未达到西方后工业社会发达程度的前提下，以迅速缩短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而造成的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之间距离与界限的一种行为策略，因而，其存有复杂而特别的倾向，如其中往往含有诸多“非后现代因子”也就不可避免。基于这种前提，我们将这种叙事风格难以单纯划一，但在总体上又类似西方后现代文本的小说叙事称之为“类后现代叙事”。
然而，在我们具体论述“类后现代叙事”在文本上所呈现的种种艺术特征的时候，我们必须还要指出的是：尽管诞生于新时期文学语境下的诸多小说创作常常被看作中国后现代小说的真正代表。不过，像历史上任何一种创作风格一样，中国的“类后现代叙事”无论从自身的兴起原因、历史演进，还是从具体的类别归属上看均具有自己的特点，因而，从这些特点进行切入，进而研讨“类后现代叙事”的知识谱系乃至艺术特征就成为了本文的逻辑起点。
一、“类后现代叙事”的兴起与历史演进
“类后现代叙事”在中国兴起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首先，从其诞生的历史语境来看，自8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氛围无疑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浮出历史的地表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前提条件。8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中国正逐步经历着一个具有明显文化过渡倾向的“转型时期”，而转型时期文学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意识形态整合性功能的弱化，个人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存在空间，往日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权力话语己逐渐退失，任何写作样式都取得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与独立地位。同时，在可以众语喧嚣的“转型时期”，商业化浪潮对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冲击是巨大的，文学日益商品化、世俗化，不但造成具有启蒙倾向和乌托邦倾向的精英文学的悄然远遁和高雅的纯文学逐渐沦为边缘，还深刻地影响到了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精英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的鸿沟正被不断填平，而这些都无疑为以解构宏大叙事为目的的，不断消弥雅俗文学界限的后现代叙事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外部影响来看，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西方文艺理论及文学创作的“引进”的不断深入，类似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可以纳入到后现代视野的诸多理论被迅速地介绍到中国；同时，类似博尔赫斯式的创作、法国新小说以及黑色幽默、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后现代文学作品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尽管，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坛而言，许多人并不知道它们究竟应归属于什么派别并常常与现代派的概念混合为一体，但它们在文本上所表现出的新鲜而独特艺术特征以及与以往小说创作的显著差异，都为想在文坛上标新立异的青年小说家所瞩目。与此同时，西方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与学者如哈桑，詹明信，佛克玛等应邀来华讲学也无疑为后现代理论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推动下，本土研究者迅速做出回应，先锋作家们的迅速借鉴模仿都使得中国后现代文本得以迅速出现。
再次，从文学自身形式的不断发展及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上来说，文学总是随时代向前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文化转型时期，先锋作家们为了能在“无名”状态下发出自己特有的声音，从而在文坛迅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们就不断拓展新的形式，不断对以往的文学传统进行超越，并进而在迅速制造崭新叙事话语的过程中，促使“文本实验”的不断涌现，而当这种实验的视角转向西方时，当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熟识甚至是难以解读的后现代叙事自然就成了实验派作家们的首选。
由此可见，中国后现代小说的出现是具有多方面原因的，它不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内部变更，而是时代语境，他者理论话语的影响以及来自文学内部的叛逆力量等多方面影响构成的，它“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多边作用的结果——它是历史之手多重误置和强加的结果——它表征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文明语境。”[1]
那么，究竟哪些小说文本属于中国“类后现代叙事”的范畴呢？这的确是一个会引起频繁争议的话题。尽管，如果只是单纯地从文本叙事的角度上讲，“类后现代叙事”无疑应当与西方的后现代小说一样，包含着诸多创作形态乃至流派类型的，而“叙事”本身的理论诉求也决定了“类后现代叙事”应当与当代小说中的某些小说创作可以一一对应，不过，由于“类后现代叙事”是在缺乏现实基础的前提下，通过借鉴与模仿的方式产生的，因而，对于这种在接受西方后现代的影响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种“类后现代”文本，妄图以整齐划一的方式予以界定就容易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偏颇与冒险。而事实上，在转型期特别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已为文坛熟知后，包括曾经早己为文坛“定位”的作家如史铁生、莫言、残雪等都曾在自己的某些小说中尝试过后现代的手法，但如果因此就将凡运用此类手法的创作完全纳入本文所谈及到中国“类后现代叙事”这一视野中，无疑会造成“泛后现代情结”，引发新的论争。所以，在具体研讨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包含哪些文本的时候，其研讨本身就在实质上转化为对一种量度标准的确认和一种演进过程的描述。
首先，从量、度标准上讲，由于本文所要谈及的“类后现代叙事”或曰“中国后现代小说”是指写作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为深远，基本上已为当下批评界所认可的小说创作，因此，一些相对单一零散的文本不在此之列，此为量；与此同时，从度上说，则主要是说“类后现代叙事”既应有独特的艺术表征，又应有独特的艺术观念。海外著名学者赵毅衡在《后现代派小说的判别标准》中阐述“元小说”，“迷宫小说”以及“散乱状态，并不纳入一个整体画面”的“拼贴”等作为判定后现代派小说的几个重要艺术标准。由于赵毅衡先生久居海外，能较为全面地接触到西方经典后现代文本，所以他谈的判别标准无疑是值得信任的。[2]但也应看到，中国后现代小说毕竟与西方的同类创作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尽管我们的先锋作家是以借鉴移植的方式使后现代来到20世纪末中国的小说领域，但后现代像历史上任何一种“舶来品”一样，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兼容，这往往又造成在判别中国后现代小说时有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不清，因而，我们在肯定赵毅衡文章所指出的艺术标准的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后现代来到中国后给中国小说传统叙事观念带来的冲击，而这一冲击是通过比较得来的：如果说中国传统小说是注重惩恶扬善的理想与英雄内容的叙事模式，中国现代小说注重的是强调深度的代自我立言的反英雄叙事模式的话，那么，“类后现代叙事”则更多是注重平面化，浅表化的代“本我”立言的凡夫俗子之叙事模式。因而，类似“反权威中心”“反启蒙主义”，“反主体性”，“反崇高”等也就成了“类后现代叙事”的叙事观念。
其次，从演进过程的角度上说，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历经以刘索拉、徐星为代表的现代派创作和以莫言、残雪为代表的强调“感觉世界”的创作铺垫后，大致是以如下的方式展开自己的历史进程：
先锋文学是在80年代中期涌现出来的一个小说派别，以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等小说以及洪峰的《奔丧》、《瀚海》、《极地之侧》等代表“语言叙事转向”的作品为标志，而后则是一批来自南方的青年作家，如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潘军、北村、叶兆言等在创作上的极力推进。自马原开始的先锋文学最显著的地方就是以元小说、仿拟、语言迷宫等为其叙事特征，因而这一派小说也常常被后来的批评家视为中国后现代小说的真正代表。
新历史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先锋小说家将创作目光转回历史后产生的一种结果，它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莫言的《红高粱》，但最能显示其创作实绩的则是苏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和他的“枫杨树”系列以及叶兆言的“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其影响一直波及到90年代晚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新历史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后现代的叙事策略去重新解构和描述历史，如从主题上强调正史到野史、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终结了超个人的政治视角对历史理解的垄断；从叙事角度上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强调历史的虚构叙事，让自我能从容的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使客观的历史主观化，必然的历史变成随意的偶然，而这些方法的结果就是使历史时空结构被随意打破，文学与历史的鸿沟被削平了，历史也许只是一场恶作剧。于是，当新历史小说是从先锋作家将目光转向历史的那一刻起，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相当程度后现代文化品格了。
女性写作在中国历来是波澜不兴，不过，它在90年代却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当然，这里论及的女性写作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它是指以西方女性主义原则立场进行创作的“私化写作”或曰“躯体写作”，而这种明显带有自传色彩的写作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3]在90年代，私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是陈染、林白。其中，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等作品总体上就是按照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那·西苏的“躯体写作”原则进行创作的，在这些作品中，陈染、林白以近乎非理性的话语，破碎的结构，膨胀的语言在描绘女性欲望的同时极力解构、颠覆着男权中心主义，从而在文本上显示出一种后现代性。
晚生代小说由于其作者众多，身份各异，所以对于他们的写作倾向很难整体概述，但有趣的是，越是被认为是晚生代代表的作家作品，就越具有后现代倾向。像朱文的《我爱美元》、《弯腰吃草》；李冯的《多米诺女孩》、《最后的爱》；邱华栋的《沙盘城市》、《手上的星光》等作品确实有类似后现代的创作倾向。而且，这些晚生代小说家还通过言论表达了自己对后现代的独特理解，如邱华栋曾言：“我认为中国已经有了后现代小说，李冯就是最典型的后现代作家。”“在表面上，我的作品的后现代味道不是特别浓的，在结构语言上，我没有做比较深入的探索；但我将当下的各种信息大批量地充塞进小说里，这一做法，我觉得的这就是我的后现代特征。”[4]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类后现代叙事”在世纪末中国文坛的流变过程：即包括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女性私化写作以及晚生代小说是属于“类后现代叙事”的范畴之内的。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总体流变上前后是具有明显延续性与差异性的：一方面，某种后现代兴起之后很快为新的后现代叙事所取代，但它们之间在内部又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在80年代，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后现代小说更多情况下是在不知其名的前提下通过对西方后现代小说特别是对其叙事手法进行模仿中完成的，而当时批评界对此缺乏明确的解读又使其成为隐性的后现代文本；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后现代文化语境真正来临之后，中国的“类后现代叙事”不仅在形式上，而且还在思想上成为一种显学，而这一点，则正是后现代在中国文学创作中逐步中国化的一种必然趋势。
二、“类后现代叙事”的艺术运筹
第一，是自由视角的元小说。元小说又称后设小说或自我意识小说，是后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尽管许多研究者在阐释元小说时有不同的主张，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小说是在接受当代哲学、语音学及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它虽然不是后现代小说的唯一叙事形式，但却是后现代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变传统小说的隐藏叙事行为为暴露叙事行为。在元小说创作中，小说家仍在讲故事，但他们在讲故事的同时又故意揭穿其虚构性的本质，即通过自我暴露，自我评述的方式来揭示其创作过程，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了“关于小说的小说。”[5]
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马原是较早尝试元小说写作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如《上下都很平坦》、《冈底斯的诱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元小说的写作手法。当然，最能集中体现元小说叙事手法的则是他的中篇《虚构》。在《虚构》中，马原给读者的第一段叙述就是：“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在这里，马原首先明确地将叙述人“我”即文中的“马原”与作者马原划上了等号，而这一举措无疑使小说的似真性失去了基础，并进而走向土崩瓦解。而后，身兼作家，叙事者，主人公于一身的“马原”就开始了他时而煞有介事，时而天马行空的描述。在此过程中，马原总是不忘记时不时地出来强调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比如这一次为了杜撰这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我就叫马原，真名。我用过笔名，这篇东西不用……”而在这篇小说第十九部分，即小说临近结尾的部分，马原甚至直接跳出来与读者对话：“读者朋友，在讲完这个悲惨故事之前，我得说下面的结尾是杜撰的。”作者在这里干脆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写的“苦衷”暴露给读者，从而使以上话语及主人公叙事成为虚构的“虚构”。自然地，这种“虚构”的本身也就成了典型的元小说。
使用元小说手法进行创作是马原为先锋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带来的启示，在所谓的“马原叙述圈套”的影响下，一大批新潮小说家如洪峰、余华、格非、叶兆言等许多先锋小说家都在自己篇章中多次尝试过元小说的写作手法；而像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私人化”写作进入元小说的创作层面，不但为元小说的创作增添了崭新的“层面”，同时，也使得这种女性写作能够名符其实地进入到类后现代的视野。使用元小说的手法进行创作是文学中自我意识从萌芽发展到极致过程的结果。自然地，将它不断地应用于创作中所产生的突出特征就是自我意识的浓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叙述视角的变更。可以说，在“类后现代叙事”中，元小说叙事文本中频繁使用第一人称叙事就是其外部表征。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基本都是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但这种第一人称的使用是与传统小说叙事中有着显著的不同，元小说的第一人称是一位典型的“不速之客”，“他”往往就是真正的作者，但他不再讲述故事，而只评述故事，他是真正超然于传统叙事者之上的一种叙事者，而这种叙事的本身就是要说明“我”讲的故事是虚构的。
第二，是破碎的结构。对结构的关注是中国新时期小说运用后现代策略的一个突出的表征。小说结构作为后现代叙事中最重要的形式话语，它对文本的表现形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叙事结构的苦心经营，一方面使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具有了与西方后现代小说相似的文本结构，另一方面也着实为一些崇尚文本游戏的新时期小说家获得了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类后现代叙事”在结构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经常使用一种近乎破碎的结构，使小说结构在总体上变得不完整。而这种破碎的结构具体说来是通过空缺结构的大量使用、多重的复指文本、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三个主要方面来予以完成的。
空缺结构是指在“类后现代叙事”文本中事件的发展史往往由于人为作用造成某个链条的缺失，从而使整个事件的统一性被瓦解，历史就这样变得不可靠起来。格非的许多作品都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空缺结构。以《迷舟》为例，在这部精心打造的短篇里，格非是以战争与爱情的双线来营造其小说结构的，但无论我们从哪能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故事的结构总是不完整的。而究其原因就在于小说总是在最关键的地方给读者留下了空缺。“萧旅长去榆关”无论从战争线索还是爱情线索上都对整个故事的展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被省略了。萧去榆关是去看望“杏”还是去传递情报，警卫员并没有考虑是哪种可能就武断地以六发子弹打死了萧作为对空缺的填充，正是他的这种行为使这个空缺永远被悬置起来而无法弥合。在这里，对空缺的填充与解释是无效的，无论是萧的爱情填充方式，还是警卫员六发子弹的枪杀填充方式，都造成了整个故事的不完整。然而，结构上的空缺对读者的诱惑又是巨大的，我们完全在阅读时对此空缺进行再度随意的填充。
多重的复指文本指小说具有多重结构，或是在文中以一种文本指涉另一种文本，从而造成两个文本互相兼容破坏，使文章整个结构发生混乱。在“类后现代叙事”的发展过程中，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是多重复指文本的始作俑者。而后，洪峰、孙甘露、叶兆言、余华、格非、鲁羊等作家都在探索此类结构时成绩显著。孙甘露在《请女人猜谜》中曾写到他在写这部小说的同时又在写另一部名叫《眺望时间消逝》的作品，这两部小说既平行又互相杂糅，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写《请女人猜谜》就是写《眺望时间消逝》，两者其实就是一个文本，但它们又都确实有各自独立的角色和故事。而这样的结果就使得《请女人猜谜》的写作过程变成了对《眺望时间流逝》的叙述，《眺望时间流逝》一文成了《请女人猜谜》的谜底。这是一种类似元小说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结合体，它断裂过、中止过、缺失过，也许它在各自文本内是完整的，但两个文本主题的互相指涉却造成了整个文本结构的碎裂。
自由与循环的时间也是造成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结构上处于破碎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这也表现了先锋作家在文本叙事上时间意识的深层觉醒。自由式的叙事时间是指时间或历史在后现代文本中像一个固定的书架一样，叙述者可以从古至今亦可从现在到过去乃至将来任意穿行，而无论多么久远的时间在叙述者的手中不过是书架上的一本书，可以被随意打开翻阅。以洪峰的《和平年代》、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为例，这三部小说都是以时间为题目乃至主题的。本来，题目的时间固定下来后，这个时间就被肯定了，被绝对化了。但作家们在将故事固定在时间上之后，观看历史的视点却没有被停止。相反，由于叙事者“我”的自由穿梭于历史与现在，故事内的具体时间都自行消失了，所有的事件都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符码中自由漂流，直至发生空间上的转折。
循环的叙事时间是自由式叙事时间的特例，但却是最具革新实验的叙事时间策略。所谓循环时间实际上是指一种无变化、无发展的循环重复的时间手法，它是文学进入后现代后常用的一种叙事时间手法，这种策略在新时期是以借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开头语的面貌出现的，而独特判断语式“许多年以前，许多年以后”正是这种时间策略被使用时涌现出来的两大母题。在新时期中国类后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这两大判断语式是经常被援引的，无论是先锋文学，还是女性“私人化写作”，一直到一些“晚生代”的创作中都明显有这样的例子，而这种叙事语式的频繁使用就“确定了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循环回返的圆圈轨迹。叙述的时间从久远的过去跨进现在，又从现在回到过去。”[6]
第三，是仿拟与反讽。对历史上许多经典文本或故事进行仿拟是中国“类后现代叙事”的一种较为独特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倾向出现的原因除了是要对以往小说的宏大历史叙事进行无情的解构，从而探索叙事的多种可能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得益于外来的后现代写作方式与本土固有的文化资源。
仿拟是后现代小说采用的一种互文方式的叙事方法，其写作目的则是为了能从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一种自省与语言游戏策略。在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创作中，新历史小说对仿拟手法的关注是最为强烈的，而以“故乡系列”闻名于文坛的刘震云恰恰为解读这种后现代叙事手法提供了范本。《故乡相处流传》是刘震云整个故乡系列中最能体现仿拟手法的一个长篇。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在曹丞相身旁”，显然是对三国故事进行了仿拟。曹操与袁绍一同攻打刘表，但两个人却为争夺一个沈姓小寡妇大打出手，延津县的人民如孬舅、猪蛋等在曹操得势时归顺曹操，声讨袁绍；在袁绍得势时，声讨曹操。《三国演义》中那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被无情地仿拟成是由一个女人引起的利益之争。在此书第二、三、四部分中，曹操、袁绍以及他们当年的追随者也依次转生，尽管历史已过去许久了，但一切还是那样，当年的一切仍在这些人身上发生……总之，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以总体仿拟《三国演义》的形式如章回体、人物等解构了进化的历史观：即“后一代人总是历史前一代人的再生，后来的历史总是前段历史的翻版。”进而使小说进入一种历史无意识的领域。
仿拟手法除了使当代话语大面积侵入并消解了以往传统观念的历史，让古今话语在这种手法支配下处于一个共同话语之中，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文本上体现出了鲜明的反讽效应。哈桑在用图示法区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时曾指出反讽是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7]。的确，反讽手法特别是指与仿拟连缀一起的反讽叙事手法确实为中国小说进入后现代阶段赋予了全新的文本意义。它至少可以作为对以往文学作品中滥用情感，过分说教甚至是矫揉造作的一种反拨。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在对经典文本进行仿拟时基本都隐含着反讽效应。像上述的刘震云、余华的作品以及晚生代作家笔下的一些作品等都具有这样的效果。林达·哈琴曾认为，“这两点（即仿拟与反讽）正是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核心’”，同时，她又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失去了其意义和目的，反倒意味着，它却不可避免地会具有新的不同意义。”[8]仿拟与反讽确实为当代小说带来了崭新的意义，虽说在许多情况下，运用它们会让人感到小说家在“玩文学”。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这种“玩文学”的技巧确实是大大高于那些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家，一方面，它充分地表现了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感受与无奈的思绪，使文本上的隐喻与转喻结合；另一方面，它也表达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弱者冒犯强者的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
最后，是语言的游戏与狂欢。对于新时期的“类后现代叙事”文本来说，其叙事中心毫无疑问是语言。中国类后现代小说作家在语言操作上几乎都倾注了他们最大的热情，自然地，这也使他们的智慧与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语言是中国类后现代乃至整个后现代文本革新实验的一个前提，因为一旦离开了对语言的关注，所谓的类后现代文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所以，类后现代的小说叙事可以没有主题，可以让人物变成符号，可以丧失结构与意义，但就是不能离开语言。在这种语言至上的写作倾向指引下，新潮作家一方面可以把语言视作了他们与世俗现实对抗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语言的超越性又使他们在颠覆了一个现实世界的同时，重造了一个同样强大的语言世界，进而使他们在对语言的挥洒中获得了创造世界的巨大愉悦。至于其文本外部表征就是小说语言在作家强烈的话语欲望下发生增殖与膨胀，进而达到了一种语言的游戏与狂欢。
孙甘露是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前期叙事中最专注语言的小说家。虽说他的小说只是为数不多的几篇，但它们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存在，汉语小说的语言形式才开启了无限的
H. 列举西方后现代文论的五大理论派别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关于后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既有重复，也有不同。这里，我们采取刘象愚主编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比较系统和成熟的观点，同时辅以其他诸家较为权威的观点和较具代表性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加以综合说明。按照刘象愚的观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不确定的创作原则、创作方法的多元性、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18]
1、 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
被誉为“后现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的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曾经这样宣称：“我的歌中之歌是不确定原则。”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又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主题的不确定、形象的不确定、情节的不确定和语言的不确定。
（1）主题的不确定
曾艳兵认为：“现实主义那里，重要的是写什么，在现代主义那里，重要的是怎么写，而在后现代主义那里重要的则是写本身” [19]“写什么”也就是写什么主题的问题，“怎么写”也是怎么写主题的问题，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主要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意义不存在，中心不存在，本质也不存在，“一切都四散”了。比如“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毫不羞愧、毫无顾忌地在作品中坦述自己最隐私、最深刻的感性，随意地、即兴地表现自我。作者将一长卷白纸塞入打字机，不假思索地把他的流浪生活和同伙的谈话记录下来，不讲章法，也无主题，任意挥洒，进行“自发创作”，三天之内便匆匆写了这部20余万字的小说。而在联想国内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其名字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2）形象的不确定
如果说现实主义那里，人物即人，在现代主义那里，人物即人格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人即人影，人物即影象。后现代主义在宣告主体死亡、作者死亡时，文学中的人物也随之死亡。作品中的人物成了一个没有性格，没有背景，没有过去，也不知未来的平面，一个代码，一个符号，甚至可以用A、B、C之类的字母代替。有人将后现代主义的这种人物形象概括为“无理无本无我无根无绘无喻”，其中“无绘”指的是没有形象的描绘代码，它不给人物一幅肖像；“无喻”的意思是没有比喻和转喻代码，因为在后现代主义文学那里，根本就没有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意义”可以探寻。正是这“六无”，使得后现代主义文学形象的确定性完全被肢解了。在巴塞尔姆的《辛柏达》中，一个生活在80年代的叫“辛伯达”的美国教师“我”讲了“水手辛伯达”的故事，但最后你很难分清讲话的人是水手辛伯达还是大学老师辛伯达？或者两者原本就是同一个？小说的主人公究竟有几个，两个还是一个？所有这些都是不确定的。
（3）情节的不确定
后现代主义作家反对故事情节的逻辑性、连贯性和封闭性。认为传统作品中认为故事有一个完整顺序和来龙去脉的叙事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他们将现实时间、历时和未来时间随意颠倒，将现在、过去和将来随意置换，将现实空间不断地分割切断，使得文学作品的情节呈现出多种或无限的可能性。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布托尔的日记体小说《时间表》分为5个部分，这5个部分即日记中的5个月（5月—9月）。主人公在这个迷宫般的城市里所写的日记已不是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展开，而是将现在、过去、未来，现实、历史、幻想交织在一起。读者如果以读巴尔扎克式的小说的神智去读这部小说，就会如坠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但如果按照新小说的方式去阅读，层层解析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构，就会产生一种一步一步走出迷宫般的愉悦和快感，同时不得不叹服作者的别具匠心。
（4）语言的不确定
语言是后现代主义最重视的因素，它甚至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罗兰·巴特在其《写作的零度》中认为，从福楼拜到现今的全部文学都呈现出语言上的难题。后现代主义则近乎把文学的这种语言推向了极致，虽然后现代主义一直主张“无中心”，但恰恰在他们拼弃一切深度模式之后的语言游戏导致他们还是不经意间又营造出另一种中心——语言中心。这一点将在后面“语言实验一话语游戏”中详细论述。
2、 创作方法的多元性
在《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编者在论述这一章节时，将后现代主义分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参照比较，认为前者与后三者的互渗影响导致了很多优秀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出现。比如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神奇产物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品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比如吸收现代主义滋养成功完成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转型的乔伊斯的后期作品（《芬尼根守灵夜》）及受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影响的黑色幽默派别（代表作品为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轨》），比如将浪漫主义的“抒发个人情感”这一特征推向极致的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自白派等。这种将后现代主义与其他文学思潮相对比的方式很好地凸显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但就像A的左边是B，右边是C，前面是D，问A有什么特征一样，如果我们答A在B的右边，C的左边，D的后面，最终还是等于没有回答。鉴于此，笔者在这个环节将引入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诸多创作方法，并结合具体实例，详细论述，因为美国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和重镇，小说又是后现代派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体裁类型，所以这样便可起到管中窥豹，以小见大的效果。
这些创作新方法有下列几种[19]：
（1）事实与虚构的结合
后现代主义小说不再是作家个人想象和虚构的产物，而是事实与虚构的巧妙结合。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新走进后现代派小说，成了它的一大特色。但这种“重访历史”已经不再像传统小说客观再现或主观表现历史人物，而是一种戏仿、调侃与反讽。在后现代主义作家那里已经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历史，也不存在宏大叙事，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在他们笔下同样会猥琐不堪，滑稽可笑。如罗伯特·库弗的《公众的怒火》（1977）将前总统尼克松作为小说的主要叙事者，在虚构的情节中插进尼克松从青少年时代到入主白宫的真实经历，隐晦地批判和嘲笑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对科学家罗森堡夫妇的迫害。
（2）科幻与虚构的结合
在后工业化时代，人与机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描述再度引起后现代派作家的重视，随着电视和网络的发展，原本不受重视的科幻小说又重振雄风，焕发了青春。科技的发达让人们重新思考时间的奥秘。冯内古特的长篇小说《五号屠场》便是个典型的例子。小说主人公被飞碟绑架到541号大众星上后，便可以随意穿越时空。他从1955的门进去，从另一个门1941年出来，再从这个门进去，发现自己到了1963年。这种貌似荒诞不经的科幻小说却重新唤醒了人们对生、死、时、空的思考，发人深省又不失趣味。
（3）小说与诗歌、戏剧和书信的结合
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与传统小说不同，它已经成为一种跨体裁的艺术创作。它不同于以前的书信体小说，或者插入几首诗歌的小说，而是从量和质上都发生了根本改变。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通过希德的诗和金保特的注释，演绎故事中的故事，展示了纳博科夫式的赴验现实。被称赞为“自《芬尼根守灵夜》以来小说领域内第一个重要的形式创新”。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上，他炸开了先前诗与小说的统一。将他的小说世界由里到外翻了个够，把小说支离破碎的内容统统倒出来摆在桌面上，把诗与叙述的统一工作留给读者去做。小说中的诗和注释同步进行，作为诗的文本和作为注释的文本表面上互不关联而实际上又互为依存，从而形成了读者创作的第三个文本。
（4）小说与非小说的结合
后现代主义小说不仅消解了小说与诗歌和戏剧等其他体裁的界限，而且大大地超越了小说与非小说的传统标界。在德里罗的长篇小说《白色的噪音》里，超级市场的广告、电视广告、旅游广告、药品广告到处泛滥，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主人公杰克教授经常发现女儿斯特菲在梦中重复电视里广告的声音。这已经在向人们暗示，噪音并不一定是空气的振动，它或许已经幻化为人们的潜意识，隐秘地隐藏在人的大脑里。以至于在静寂无声的夜里，人们要么难以入睡，要么呓语不已。比起前者，这种噪音也许是更可怕的。
（5）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结合
与现代主义作家追求高雅的精英立场不同，后现代主义作家一直致力于吸取通俗文学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严肃的社会主题。诚如杰姆逊所说：“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20]采用通俗小说的技巧能使严肃小说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进一步适应大众的需要，不断丰富和更新。通俗小说包括哥特小说、侦探小说、冒险小说、浪漫小说、言情小说等等，体裁繁多，历史悠久，大众喜闻乐见。后现代主义作家选取其好的艺术技巧，加以融化创新，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如在《比利·巴思格特》，多克托罗将通俗小说的技巧运用的淋漓尽致。小说开头采用电影蒙太奇的倒叙手法，描写黑帮老大苏尔兹为了霸占下属的妻子，命令打手将那个下属扔进大海。情节紧张、场面惊险，时而灯红酒绿，时而鲜血淋漓，令人惊心动魄。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深受观众好评。多克托罗已发表8部长篇小说，其中5部已改编电影，其他3部也正在洽谈中。他成了一位最引人注目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
（6）童话或神话与虚构的结合
后现代主义作家和现代主义作家一样，有时也会格外倾心于童话或神话体裁重新进行小说创作。但与现代主义作家刻意制造一种隐喻相比，后现代主义作家则力求回避他的观察走向任何程度的神话性。巴塞尔姆的长篇小说（1967）用松散的拼贴法再现了德国著名作家格林的童话《白雪公主》（1918）。小说保留了童话中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的基本情节，但人物已经开始变形，情节也变得非常奇怪。现代白雪公主厌倦了家庭主妇，盼望有个王子救她出去。可笨拙怯懦的王子却深感忧虑，躲在修道院逃避他的王子使命。作者非线性的叙述、嬉戏式的形式以及极端的幻想与日常的细节相结合，从面传达出后现代生活反童话本质：它的空虚，它的千篇一律，它的庸俗无聊以及人在其中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和失败。
（7）小说与绘画、音乐尤其是多媒体的结合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曾是网络大发展的时代，有些多才多艺而又敢于大胆创新的作家便把小说与绘画、音乐尤其是最时髦的多媒体结合起来，创作了比后现代派更后现代的小说。最突出的，就是著名女作家劳瑞·安德森。她本身既是小说家，又是演员、画家、摄影师和作曲家。她的著名短篇《战争是现代艺术的最高形式》是《神经圣经》里的名篇之一。图文并茂，短小精悍（不足500字），又显得不知所云。作品生动而简洁地记录了作者自带电子设备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到中东各国演出的故事。文字旁边是她自己画的四幅画：一架飞行中的轰炸机、一个肩扛火箭枪的战士、炸弹爆炸时产生的烟幕和炸弹在夜间爆炸时的火光。四幅画与文字描述构成了互文性，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感情冲击。不仅如此，安德森还把这个短篇搬上摆台。舞台上配有相关的背景画面和背景音乐，她亲自在台处朗诵，并通过声音的高低来营造独特的氛围。她的表演总得到观众的充分肯定。人们称她是个跨体裁的艺术通才，富有创新精神的后现代主义作家。
当然以上仅限于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特点，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在各国又各有不同，法国的新小说，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俄罗斯的“另一种文学”，中国的先锋小说等等又分别有各自的民族性。但上述新的创作方法也可以看作召示了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普遍的特征：文学艺术的边框模糊了、衍化了，也日益多元化了。它超越了艺术与现实的界限，超越了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也超越了各类艺术之间的界限，呈现出一种精彩纷呈的多元局面。
3、 语言实验与话语游戏
前面我们说过，后现代主义在主张一切“无中心”的不经意间却导致了“语言中心论”。 伽达默尔指出，“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已在本世纪的哲学中处于中心地位。”当然，这种中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心，首先，这种中心不是有意为之；其次，这种中心具有消解他者和自我消解性。后现代主义正是不自觉地凭着这种中心站在了与传统截然相对的一边。语言中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我们可以看看理论诸家是怎样说的。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伽达默尔说：“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拉康说：“真理来自言语，而不是来自现实”；德里达说：“由于中心或本源的缺失，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哈贝马斯说：“力量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在特定含义上，它仅仅属于话语而不是语句”；图根哈特说：“世界是按照我们划分它的方式而划分的，而我们把事物划分开的主要方式是运用语言。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的语言范畴”。世界由此突然变成了一个话语的世界。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都是由话语产生出来的，真理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所有的真实也都只是话语的真实。“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一语道破我，而非我说语言”。[21]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只是人为的，语言符号的意义不过是以新的能指符号取代有待阐释的能指符号的过程，或者说是由一个能指滑入另一个能指的永远止境的倒退。意义永远处在无限止的延异中，符号所指代的实物实际上永远不在场，能指永远被限制在一个语言符号之内，永远不能触及所喻指的实体。用拉康的公式表示即：能指/所指（S/s），能指和所指永远被横线划开，不可能合二为一。表意链完全崩溃了。这样，“我们就进入精神分裂，其形式是一堆清晰但毫无联系的能指组成的碎片。”
于是，从事解构主义批评的批评家们和作家们就只好或者说可以心安理得地沉溺于文本的能指符号中自由嬉戏了。所以，罗兰·巴特说：“写作，或‘作为写作的阅读’，是最后一片未被侵占的领域，在这里知识分子可以随意嬉戏，享受能指的奢华，任意地无视爱丽舍宫或雷诺工厂中可能发生的一切。在写作中，自由的语言游戏可以暂时破坏和扰乱结构意义的专制；而且，写作——阅读主体能够从单一身份的束缚中被解脱成为一个狂喜弥散的自我。”[22]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鉴于上述原因，后现代主义的写作便呈现出与现代主义截然不同的风貌。如果说现代主义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以“语言”为中心。这便是二者最大的区别。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一下，从事一线写作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是怎样说的。加斯说：“文学中没有描述，只有谴词造句”，“我从来不怀疑语言，我知道它有迷惑性，但我就是相信语言”；贝克特在小说《无名无姓的人》中借主人公之口说：“所有一切归结起来是个词语问题”，“一切都是词语，仅此而已”；诗人戈姆德林曾这样写道：“字是影子/影子变成字/字是游戏/游戏变成字”；语言诗派直截了当地表明，诗歌的主要原料是语言，是语言产生经验。而集哲学家、文论家与作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罗兰·巴特认为，后现代主义作家不是运用语言作为工具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表现自己的想像的人，而是“一个思考语言的人，一个思想家兼语言家（换言之，既不完全是思想家，又不完全是语言家）”。[23]当代写作已经使自身从表达意义的维度中挣脱出来，而只指涉自身。写作犹如游戏，在不断超越自身的规则和违反其界限中展示自身。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这种叙述方式的游戏性，使写作本身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同时也使得读者能够从阅读文本中获得极大愉悦。后现代文本是一种“语言构造物”，是一个网状结构，读者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阅读，也可以从任何地方停止阅读。读者无须去探求或推敲隐藏在文本之后的内容，他只要关注自己每时每刻的体验和感觉就行。下面仍然以美国后现代派小说为例，具体展示后现代主义在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方面所营造的光怪陆离的精彩世界。
（1）跨体裁的反讽话语
罗伯特·库弗的小说《公众的怒火》中除了小说话语外，还有诗、歌曲、剪报、广告、小歌剧、艾森豪威尔与囚犯的对话等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叙事者尼克松在纽约时报广场罗森堡夫妇刑场上的政论性演讲。他大声疾呼，号召人们“为了美国脱下裤子”，而且后面还有一连串的单行排比，如“为上帝和国家把裤子脱下！”“为耶稣·基督把裤子脱下！”“为全人类把裤子脱下！”“为迪克把裤子脱下！”等等。当众脱下裤子本来是一种庸俗下流的动作，可当作者将它与尼克松冠冕堂皇的高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二者立即形成强烈的反差。崇高的政治话语与下流的动作构成对美国迫害无辜科学家罗森堡夫妇的嘲弄。其反讽力度可谓入木三分。
（2）用人物对话的直接引语构成的叙事话语
小说的叙事话语一般都是由人物对话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以及作者的叙述和描写构成，但威廉·加迪斯的长篇小说《小大亨》则由人物对话的直接引语构成。就像现代派小说中的意识流派中句与句之间没有标点符号一样，这种由人物对话直接引语构成的小说则干脆连连接对话的叙述和描写也省去了，显示出浓烈火的艺术特色。这不由让人想起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和罗柏·格里耶的《橡皮》，号称“冰山叙事”的海明威和以写“物化小说”为已任的格里耶有着共同的原则：不要妄加描述和评论，呈现事物本来的样子。威廉·加迪斯看来显然烛继承了这个传统，在他看来，所谓意识是捉摸不定的，唯有呈现出的话语才是唯一真实可信的。在主张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的后现代派作家中，威廉·加迪斯也许是最激进的一位，他拼弃了所有的叙述和描写，直接让人直视活生生的话语，也许他只是想表明：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3）超市广告、旅游广告和药品广告，构成富有市场信息的叙事话语
商品广告是市场经济的吹鼓手和幸运儿，更成了后工业时代的宠儿，在家里打开电视机或走进超级市场的大门，迎面扑来的是五光十色的广告。真真假假的各类广告引导或误导人们的消费。过多过滥的商品广告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干扰了人们的心态。这是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给人们造成的困扰。形形色色的广告本身还组成了一个无形的意识形态话语，无声地引导着人们的意识走向，使个体和主体泯灭于众声喧哗的广告世界之中。后现代主义作家将这一充满时代特色的广告话语纳入小说叙事之中，拼贴、并置，混杂，让人们自行领悟各种声音之间的文本间性，从而生发出各自不同的观感体悟。德里罗的长篇小说《白色的噪音》的叙事话语反映了上述特点，小说中充斥了各式各样的广告品牌。如三大信用卡：Master Card、Visa、American Express；丰田三大品牌：Toyota Corolla、Toyota Celica、Toyota Cressida；其他还有Dacron、Orion、Lycra Spandex、Kleenex Softique、Lyda等等。
（4）抒情与叙述、赞美与抱怨交织的“悖论式”话语
后现代派作家不同于现代派作家刻意保持一种冷眼旁观的写作姿态，进行所谓的“零度叙事”，而转而投入大量感情，时而欣喜，时面哀伤，时而赞美，里面抱怨，时而调侃，时而反讽，像一个嬉戏的孩子，肆无忌惮地游戏于语言之中。他们对一些人和事既有赞美又有批评，形成“悖论式”话语。纳博科夫便是这样一位影响深远的语言大师。他是托马斯·品钦的恩师，巴思、霍克思和巴塞尔姆的崇拜者。他的代表作《洛丽塔》初期曾被列为禁书，后来被公认为西方后现代文学经典之作。比如在开篇作者便用充满感情的笔调写道：“洛丽塔，照亮我生命的光，点燃我情欲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顶到硬腭做一次三段旅行，洛，丽，塔。”其实，他对洛丽塔又充满矛盾的心情：“天真无邪诡计多端，楚楚动人和粗俗不堪，深蓝色的闷闷不乐加玫瑰红的无忧无虑，这就是洛丽塔的写照……”这种“悖论式”话语使小说充满张力而耐人寻味。
（5）作者的话音随意介入叙事，构成“侵入式”话语
以前，小说创作忌讳作者闯时宜情节之中说三道四，但是在后现代派小说中，这种“侵入式”的话语则屡见不鲜。冯内古特在《时震》（1997）里坦率地写道：“特劳特（小说主人公）其实并不存在。在我的其他几部小说中，他是我的另一个自我。”这种作者随意介入叙事的“侵入式”话语集中体现在“元小说”（metafiction）中。元小说可以用最通俗的语言定义为：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又对小说创作本身进行评述，简单地说即是一种“关于小说的小说”。元小说把小说艺术操作的痕迹有意暴露在读者面前，自我点穿了叙事世界的虚构性、仿造性，意在向人宣示：一切都是伪造的，就连这世界，都是被叙述出来的。“元小说”第一次由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威廉·加斯提出来，他本人也是“元小说”的实践者，被誉为“元小说的缪斯”。在《中部地区的深处》中，“我不能再杜撰了”，“我就想让这页这样子”等等大谈小说创作的句子时常出现。加斯利用这种创作手法，使自己（作者）和读者都允许小说有更大的自由度去探索其虚构性，撕去它反映现实世界的伪装。
（6）超文本的电脑语言构成的话语
电脑的普及使网络文学应运而生，超文本的电脑语言引起了后现代派小说的兴趣。他们试着在小说中用它构建新的文物古迹事。E·L·多克托罗在中篇小说《皮男人》里曾用3组共12个名词来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背景：
Night Ladder Window Scream Penis
Patrol Mud Flare Mortar
President Crowd Bullet
中文即是：
夜晚 梯子 窗子 尖叫 阴茎
巡逻 烂泥 火焰 迫击炮
总统 人群 子弹
其实经过仔细思考，不难解读这3组词的含意：
第一，60年代有的男人在夜晚用梯子爬进窗户与女子幽会或对女子强暴，女人发出尖叫。意指20世纪60年代“性解放”带来的通奸和强奸等社会恶习。第二，士兵巡逻在泥土小路上，看到迫击炮射击时发生的火焰。指越南战争。第三，总统在人群中被子弹射中。指1963年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被刺杀。这些词语孤立地看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并置在一起，便立即能营造出一种场景。当然，这种场景只是现实一种，还可以有其他的解读。这也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图通过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来呈现这个世界方式。
以上6种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是在话语层面呈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写作方式。而具体的手法则多种多样。有论者认为，在后现代派作品中，现代派最常用的艺术技巧如意识流的内心独白、隐喻、象征、联想、时空错位等虽然未被抛弃。但已退居其次，而一些新的表现手段则得到普遍运用，其中最突出的有四种:A、蒙太奇；B、讽仿；C、拼接；D、拼贴。杜威·佛克马指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较之现代主义文学的五个突出的语义场:同化、加倍和排列、感觉、运动、机械化等因素。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较为常用的若干手法，诸如间断、累赞、加倍(包括情节的加倍和旧词的加倍，一个文本中两个故事相互交叉，“无意义循环”，“发现诗”，写作活动的加倍)、增殖(包括符号系统的乘法；语言与其他符合的混合，结尾的增殖，无结局的情节的增殖)、列举、排比(包括文本各部分的互换性，文本与社会语境的排比，语义单位的排比等)。而且还特别指出“排比法”对现代主义早期的一些程式可能破坏性更大，它甚至足以推翻后现代主义体系中仍可能出现的等级秩序。这些具体手法在各种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话语中又呈现了不同的面貌，拿“元小说”为例，又可以具体往下分。戴维·洛奇评价元小说家的语言处理时提到了六种手法：“矛盾、排列、中断、随意、过分和短路。”[24]可以这样说，从来没有一种文学流派能像后现代主义文学一样拥有如此之多而又如此眩目的技巧。因此之故，在短短半个世纪内，他们既向世人创作了一大批千姿百态、光怪陆离的作品。
I. 后现代电影叙事手法上有哪些独特的视听语言
有关的参考文章如下，请参考：
摘 要］ 欧美后现代电影以其奇谲的叙事手法、前卫的表现技法奠定了其独特的类型风格。后现代电影导演正是通过时间控制机制和空间控制机制对故事的进展和节奏进行控制和调节的，并由此发展出版块式叙事模式、圆形叙事模式、多线索交叉叙事模式这三种典型的欧美后现代电影叙事模式。
［关键词］ 欧美后现代电影；控制机制；叙事模式
欧美后现代导演群体的崛起，带来了影视创作的巨大变革。在许多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实验性电影文本中，主题的模糊、含混，时序的颠倒、错乱，叙事线索的交错、混杂，给观众带来了别样的视听感受。在这一类电影中，时空的自由转换成为导演完成情节切割的主要手段，而他们正是利用这种对于时空因素的“戏剧性处理”，来完成某种审美意蕴的暗示和传达。
一、欧美后现代电影及其特点
在作家电影迅速发展的年代，一大批现代电影如同全知视点的古典电影一样，很大程度地表达了作者、导演的意志，但是，这些电影和电影受众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不平等的。于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各地很多“异类”导演如史蒂文?索德伯格、大卫?林奇、佩德罗?阿尔莫多瓦、昆汀?塔伦蒂诺等人，在电影的叙事上，电影的造型上，或者电影的空间控制上，进行了大胆而开放的尝试，从而产生了《性?谎言?录像带》《我心狂野》《捆着我，绑着我》《低俗小说》等一批后现代主义电影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在艺术和商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对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电影”模糊了高雅与世俗、艺术与生活经验的界限，在艺术风格上是无中心的、无根据的、拼贴的、戏仿的、模拟的、多元主义的。它具有知识分子精英的怀疑气质，不再相信真理的存在和可追求性，不再相信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也不再相信主体人的伟大神话，它是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的疏离和拆解，在具体的电影摄制上，它往往把这种思想气质融入电影的表现内容、反映视角、框架结构和镜像语言上，这使得电影往往能显出一种强烈的实验性质和前卫立场。
二、电影叙事中的控制机制
电影叙事（cinematic narration）可以理解为将电影里的情境或事件呈现或描述出来的叙述活动。电影的叙事与其他叙事艺术相比较,有着媒介根本的差异性。从叙事学角度分析电影，电影的视觉性和展示性能够透过情节创造出画面,延伸出更多的意义所在。有些电影(包括当下常见的主流电影)属于古典叙事的基本样态，需要空间、时间和一连串因果论的事件来完成情节论述。相反，对立于古典叙事电影的后现代电影，则是利用更多拼贴或特殊的电影叙事手法，显现主角内心状态，创造出新的叙事逻辑。
电影导演构建其电影文本，展开其电影叙事，离不开富有创意和成熟高超的叙事技巧。精妙的叙事手段往往能够让平凡的故事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而叙事技巧通常着眼于叙事的控制机制，也就是导演要懂得如何对故事的进展和节奏进行控制和调节，而这种控制机制可分为时间控制机制和空间控制机制。（一）时间控制机制
一方面，电影的叙事本身就是在一个时间过程中完成的，这使电影存在一个“叙述时间”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无疑也是一个时间过程中的存在，这里又有了一个“故事时间”。对于导演来说，“故事时间”决非现实中无终无始流逝着的、不可人为改变的物理时间。为实现某种美学的目的，它可以被伸长或者缩短，也可以被打断再重新连接，甚至还可以被休止。那么导演对时间的控制就包含了对“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处理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
1.时序
一般来说，电影可以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即按照“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次序一致的原则来讲述故事；也可以打乱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将事件安排在一个新的、人为的时间次序中来讲述。后现代导演往往更倾向于采用后一种方式。究其原因，也许一部分要归之于保持“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一致的困难。而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导演为了凸显故事的某种特殊的含义，或为了取得某种特殊的叙事效果，往往要打断生活的“自然”接续，运用顺、逆、倒、插等多种方法，将事件重新组合。
2.时长
“时长所要探讨的问题是考察由故事事件所包含的时间总量以及描述这些相关事件的叙事文本所包含的时间总量之间的关系。”对这两个时间总量的处理，成为导演选择故事的情节内容。保障叙事的流畅清晰，提高观众的参与热情的重要手段，可分为省略、概要、场景、停顿、延缓等几种表现形式。
（二）空间控制机制
空间和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往往是互为依存、不可分割的。一切物质形态都是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存在、运动和发展的。纵然时间是叙事艺术的基本存在方式，时间是故事发展的最重要维度，但故事发生的地域空间即叙事的空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叙事艺术的时间性不在于像音乐那样直接采取时间的形式，恰恰相反，它只能通过突出空间来表达时间。后现代电影叙事中，导演往往在同一时间段落内，通过对在不同地域空间发生的故事的描述，对故事情节进行铺垫，对叙事节奏进行控制，对表现主题进行分割，从而达到自身的创作意图和美学追求。
三、欧美后现代电影的典型叙事模式
欧美后现代电影导演成功地运用时空控制机制对其创作的电影进行叙事设置，逐渐发展出版块式叙事模式、圆形叙事模式、多线索交叉叙事模式这三种典型的电影叙事模式，使当今电影的叙事表现手法更加趋于多元化。
（一）板块式叙事模式
板块式的叙事结构是与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完全相悖的“非线性结构”模式。时间的线性特质在板块式叙事结构中被虚化或淡化，时间的非线性使得此种叙事结构能够带给观众超越常态的审美感受，得以展示更深刻的意蕴。“以情节的因果链作为主轴的传统叙事模式便被打碎，时间序列也被打散，故事被分割成若干若断若续的片段，同一事件有时又从不同视角给予重述和剖析。”
德国导演汤姆?提克威的《罗拉快跑》是一部成功的后现代主义电影。影片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了典型的板块式叙事结构，为故事设置了三个结局，体现了导演打破传统叙事规则的努力。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柏林女孩罗拉接到她男友曼尼的求救电话，20分钟后，如果曼尼不将丢失的10万马克归还黑社会老大，他就危在旦夕。为了尽快筹到钱，罗拉在20分钟内拼命奔跑，曼尼也在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导演为罗拉的奔跑设置了三种不同的结果：第一种，罗拉没有拿到钱，和曼尼一起在超市抢到了所需的钱，但罗拉被警察一枪射中胸膛；第二种，罗拉在银行抢到钱，但曼尼却横遭意外，暴尸街头；第三种，罗拉抱着在赌场赢来的10万马克赶到现场，却赫然看见曼尼已经找回了丢失的钱。
影片三个段落的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一样，都是20分钟。导演打破了传统故事的线性叙事架构，努力去发掘时间的非线性向度，通过快切、动画、摇滚乐、动感人物、大块色调对比等艺术手段，充分表现出剪贴拼凑的非线性特征。电影导演还成功地运用空间控制机制，在罗拉房间、走廊、母亲房间、楼梯、银行、街道、电话亭、超市、赌场、十字路口等空间地点中展开叙事，在相同的时间决定点将故事引向不同的发展方向，表现了偶然性对个体命运造成的决定性影响。
（二）圆形叙事模式
圆形叙事模式是一种特殊的叙事结构模式，指文本叙事从起点出发，经过一个叙事过程，达到叙事终点，由起点到终点并不是按时间顺序自然发展的一种直线性叙事，而是终点又回归到起点，并对起点有所超越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近似的“圆”。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就采用了 “圆形结构”的叙事策略，整部电影由一个序幕“餐馆里的打劫”和四个章节“朱斯和文森特”“文森特和马沙的妻子”“一只金表”“邦妮的处境”这五个部分组成。 观看《低俗小说》，如同观看一场流动的“波普艺术”，美国黑帮片、恐怖片、爱情片杂烩在一起，以一种戏仿的形式重新拼贴。相较之其情节来说，其无序的结构更是一种必?要——也就是说，影片这样的情节安排如果换作其他结构比如顺序结构去讲述，一定会让影片本身显得臃肿不堪而失去戏剧效果。
这部影片彻底打破了传统电影的线性叙事逻辑，首尾相连，似一个圆形从随意一点开始截取，并最终回到了起点。暴力是昆汀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本片频繁的暴力场面正呼应了它的“圆形结构”，明确指出暴力事件的发生是循环而永无停止的。在这里暴力成了一种生存方式，是对异化、疏远、默默无闻的反抗——然而导演对待暴力的态度始终是否定的，朱斯的金盆洗手、文森特对爱情的渴望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们都在寻求无可奈何的暴力之外的出路，尽管这种出路在美国这个暴力泛滥的社会看起来是渺茫的。
（三）多线索交叉叙事模式
多线索交叉叙事模式将时间维度尽量压缩，而让空间维度充分延展，在时间的省略和断续的表述中增强了空间的叙事控制力度，是一种以空间代时间，以多维代单一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适合表现叙事线索繁杂、情节丰富多变的故事，在表达效果上具有很大的跳跃性，使叙事具有立体感，在时间上加快了叙事的进程，在空间的跳接转化中突出表现故事的前因后果，形成某种深层意义上的对比和指涉，有利于影片主题的表达和艺术效果的实现。
墨西哥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执导的《通天塔》是多线索交叉叙事模式的代表之作。影片故事发生在摩洛哥边境，两个少年带着一支猎枪去寻找走失的羊群。在沙漠中，两人试射猎枪，但子弹射出后，误伤了一位美国女游客，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事件。在导演的叙事安排下，这一声枪响有如一根引线，引出一张巨大的命运之网，将不同地域、种族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网织在一起。无论是在摩洛哥等待救援的美国游客，还是东京万家灯火中的一对父女，还是北美荒地中惊慌失措的墨西哥保姆，都是人类处于困境中无助的写照。
导演在叙事策略上采用了四条叙事线索，每条叙事线索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四个看似独立的故事，实际上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各个故事不是分别以线性时间由头至尾地叙述，而是同时展开，交叉进行。影片在所涉及的美国、日本、墨西哥、摩洛哥这四个时空中的转换，看似无序实则有着某种刻意的安排，悬念的设置有如红线一般将各个故事巧妙地串接起来，带给观众主动参与的观感。导演充分调用了段落的转场、镜头的组合、人物的对白、地域音乐的配和等各种电影元素，将故事置于广阔而复杂的空间之中，有条不紊地叙述，从而将故事中的矛盾冲突显得更加的宏大和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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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3］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4］ 苏牧.荣誉（修订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5］ 汪德宁.《通天塔》的空间叙事艺术［J］.电影文学，2022(07).
［6］ 王静.电影《通天塔》视听语言分析［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22.
［作者简介］ 樊鹏（1980— ），男，湖北公安人，硕士，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翻译、影视传播。
J. 现代西方小说的“冷叙述”和古典叙述的区别何在
冷叙述：局外人的视点
热抒情：“我 ”的心态
中国式的冷叙述大概起源于后文革时期，历史原因，“后文革征象”对当代社会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作家把自己放在社会，政治之外。有一种明哲保身的意思。冷热叙述在诗歌以及小说表现上面清参照杨光老师的分析
冷叙述的诗人逃离直接赞美、讽刺、愤怒或欢乐的抒情方式。在他们的诗作中热烈、明朗、单纯的情调不见了，诗人蓬勃生发的激情在极为平淡极为平静的口气中缓缓“流出”。他们力避抒情诗那种常见的、极富气势的句子，叙述成份大大加强了。诗人在诗中隐匿了爱憎，抒情以局外人的视点、以不动声色的冷抒情格调，把诗人的个人心态隐遁于诗中，让读者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读体会诗中的情感。如：“有一个默许总展示不了/于是一个病了/又一个病了/然而窗子总是不见亮光/四季没有病 /……没有目的笑最纯真/而默许是阴谋/于是病毒开始流行了//（贝贝《默许》）。全诗除了“没有目的的笑最纯真”，“默许就是阴谋”尚有一些哲理点题，有一点爱憎之外，全部用平淡的叙事性句式表达。冷叙述（冷抒情）的手法在这里用得纯熟自然干净。“默许”作为诗人的内心渴望、期待与呼唤的寄寓，本来理应充满热情与焦灼才是。但由于以这样一种冷抒情的方式写出来，反而使诗获得了更深邃的情感空间。又如“请把手放下盲人俯身/推拿腰部也象推拿石头/生活的腰多么空虚/引起疼痛/盲人一天又一天推拿按摩/推拿比石头更硬的腰部//（翟永明《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诗人那么平心静气地叙述盲人的生活，盲人离诗人很远，又似乎很近。意境情感飘忽而又深邃。
冷叙述在叙事性得到加强的同时，还强调意象的淡化和口语化。先锋诗人们从北岛、舒婷意象纷呈的“花筒”中走出，以一种纯口语、纯世俗化的语言方式渗入诗中，让读者从中洞见诗人隐约而现的强烈情感。于是，口语成了反意象的锐利武器。诗人们以口语的纯净自然，简洁朴实为审美标尺。他们这样写人生：“我想做一个好丈夫/可是红肠总是卖完/这个世界不知为什么/老和我过不去//（王小妮《纪念》）。这样的语言，粗疏、信手拈来，而背后却是对普通人生命的深刻挖掘。在诗人漫不经心的平静叙述抒情中，蕴含着内心深处的躁动和悲哀。他们这样写人：“埋他那天/他老婆没有来/几个工人把他到山上/他们说他个头小/抬着不重//（于坚《罗家生》），情感游离于平淡的口语和冷叙静的叙述之中，又从中透析出来，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慨叹。
由于叙事性而易失去音韵、平仄、节奏等语言外在特征，诗人们便特别注意语感语调语势和语态。他们总是在耐心地寻找语言感觉，有了“感觉”，语言便气韵通畅，心情便潸然生发出来。如：“他踩着那些灰尘/不回头他在预计雨的到来/便望了天空 遇见云朵和风/他昨天才生病/今天却能走路并兴奋//（陈家桥《人的惯性》），语态平淡舒缓，好象在叙述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一样。读者从中不仅能观照出“他”的心态，也可以观照出自己的心态。从上面所引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作者追求表现语言的语感、语调、语势，以一种特异的语态，体现特定语境下的心态，诗中开始浸入了散文化笔法。
热抒情：“我 ”的心态
热抒情是同语言表达欲望分不开的。诗歌语言从国家、民族语言空间转向“个人的话语空间”，诗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本体意义，诗人也更加注意人的本体起来，于是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反映个人对社会及宇宙的关系等就更为直接便当起来。这里的热抒情不同于以往的直抒胸臆，它很少有直接的赞美、讽刺、愤怒。象冷抒情一样，诗人们很少直接介入文字，而是尽量让读者同文字进行交流。语言的狂欢在热抒情的表达方式中得到了发挥，“成群结队的语言”又促成了散文化长句式的运用。这种散文化句式是同“我”的视点的插入、描写性语言的组织和补充情调的修辞分不开的。随着诗歌本体意义的回归，最适于展现个人心态、个人话语的视点“我”，“我们”，开始大大量拥入诗歌。能写多类人的情感、能沟通世界万物的“我”被诗情所怂恿，在强烈的语言表达欲望的鞭策下，把每一个抒情句式和叙述语句建构为语言自由堆砌的场所。随便翻翻韩东，车前子，西川、伊蕾等的诗集，便会发现，“我，”“我们”视点的插入，给诗歌语言的狂欢带来了前所未有壮观的场面。
由于强调“我”的视点，世界以“我”为中心任意构造、描写，或抒发这个世界存在的状况。定语、补语、状语的大量堆砌，又无须遵循习以为常的逻辑规则，便组成了长向式的多元复合的语言情态。如：“每一件事物都可以在另一种事物中找到虚构/一支香烟最终将被另一个火从头上点然/我无对话于是我们成为对话//（杨黎《对话》）；“可是我不知道谁拿着箱子的钥匙/我不知道是谁在黑暗中构思一只鸟鸦藏在黑暗中的密码/在第二次形容中它为一位裹着绑腿的牧师出现//（于坚《对一只鸟鸦的命名》）；“在这个世界做什么都很难/我们努力做人如同石头努力做石头松柏努力做松柏/我们怕诗人做不了连人也做不了//（拙作《流浪的谬斯》）。世界的表达在一气呼成的汹涌语言中流出来或是挤出来。在诗人营建的情感气势下，充沛的或者是过多的近义、同义或反义词的随意叠加，使抒情叙事得以更好的伸延，并且在这个瞬间获得了具体情态。悠长的叙述抒情句式跨越错综的语言空间向前延展，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顺畅的语态。在强烈的自我表白的句式中，诗人纷繁的心态也同时得到了展现。
热抒情为了能更形象、更具体、更充分地表达情感，往往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尤其表现在：“像”、“犹如”、“如同”等比喻结构的大量运用上。虽然它曾会使叙述抒情有沉迷语言游戏之嫌，但它不仅给予人物、事件或细节行动以特殊的情状，而且使内心世界具有一种补充情调。正象那些意象纷呈叠加的长句式一样，这个补充的句式在叙述抒情中生成附加的节奏冲力，它那伸展的力度和突然开启的空间，让情感的渲泄有了一个广阔的场地。如：“这时的牧歌不会在街道上飘零”，“提三桶月光净身子”，“一只蝈蝈在梦中喊我”等，以一种修辞的叙述抒情烘托建构某种心境。“象”，“犹如”等所组成的抒情叙述的比喻句式之多，稍有不慎，便有泛滥和过剩之感。在李郁葱的《那器皿成为我们》（组诗八首）中，“仿佛”、“犹如”“像”等就出现了23次之多，在汪峰的《大钟》一诗上中，“象”、“仿佛”就用了9次。如此之多的比喻句式使诗人所表达的情感，在意象的形象流淌中更具有张力。诗人一面将心敞开、一面又将铺开的情绪半含半露于诗中，留诗味于诗歌和读者。
冷叙述和热抒情尽管造成的抒情格调会因袭相传，泛滥无度或井然有序地为诗人们所运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诗歌的撞击与混乱。但它作为写作实践的凸现，作为情感渲泄的表达方式，依然给诗歌创作带来了一些活力，并给诗歌的探索作了一个方向性的尝试，他将构成某段时期诗歌特征的要素。这段时期的诗人能否游刃有余地运用这种抒情格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诗歌创作本身成就的高下。
古典叙述你问的是中国古典叙述还是外国古典叙述？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时间结构，说话情景的贡献在于以连续的现场感（continuous present）来控制叙事时所延续的时间。这是说作家企图浓缩并定位时间的流动，不论故事有多长，至少在表面上必须让读者有种在一定时间内嘎然而止的完整感。事实上，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文体的结构被认为是‘间隙’的(interstitial)，与西方18及19世纪小说具有‘连贯结构’(architectonic)的特质对照。虽然在最基本的层面而言，中西方的叙事
文体均是以前后连续的时序出现，中国古典小说却经常避免将各事件顺序发展，而喜好将各事件重叠，或将事件与非事件（non-event）并叙，以强调它们之间平等的重要性，也因此反映了人生同时存在的经验。
中国古典的叙事文体与中国哲学一般，将存在（existence）以不断流动、变化、往复的方式构思。------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有点夸大。但是强电连续流动的‘整体性’（totalization），使得中国古典叙事文体去除了明显的方向感而产生了一种‘静止’的印象（motionlessness）。
简单在结构上来说，冷叙述很不拘泥，因为有事不关己的意思，但是古典叙述强调故事完整。
在感情上说，冷叙述就是他人的感情，古典叙述自己，他人，都有